廖智在舞蹈比赛现场 江仲云摄

　　羊城晚报记者肖执缨实习生刘璇

　　有人说，她是继金星之后，2011明星版《舞林大会》的另一大亮点；也有人说，她的出现，使一个娱乐节目具有精神能量。在《舞林大会》半决赛时，艺人董艺薇“因伤”而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评委金星并没有立即点评她的舞蹈，而是将媒体评审席上的一个黑衣女孩请上台———只见她略显蹒跚地走上舞台，继而为大家展现了一段俏皮活泼的桑巴舞。一曲终了，女孩羞涩地说：“我这两条腿其实都是假肢。”全场顿时哗然，继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旁的董艺薇也看出了金星的良苦用心。

　　女孩叫廖智，来自四川绵竹汉旺镇，被誉为“无腿皇后”、“不歇舞者”。近日，她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畅谈自“5·12”地震以来的经历和感悟———

　　跳舞

　　“就为了赌这口气……”

　　由于《舞林大会》决赛和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时间冲突，作为残运会主要演员的廖智不得不放弃了《舞林大会》的决赛机会。

　　羊城晚报：没有参加《舞林大会》总决赛是否很遗憾？

　　廖智：我觉得遗憾是在于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跳拉丁舞的平台，和奖项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半路参赛的，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拿奖，我只是觉得能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舞种我就很开心。

　　羊城晚报：装着假肢跳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廖智：掌握平衡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完全就像踩高跷一样，没有脚触碰地面的感觉，整个人像悬在半空，要去“找”前后左右。对我来说，这是最困难的。装假肢跳舞，基本上是需要舞伴扶助的；如果一个人跳，有道具会好一点，否则很难达到我想要的精彩好看的效果。

　　羊城晚报：还记得第一次装上假肢跳舞的情景吗？

　　廖智：那是2008年9月份的事情了。我只记得当时最大的感觉是很痛，因为腿还没消肿。除了痛，对它也很陌生。那段时间我会经常去看《西游记》，因为我完全能体会孙悟空戴着紧箍咒为什么那么痛苦。疼痛还可以忍受，但被束缚的感觉是很难忍受的，毕竟是肉体外面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罩着……

　　羊城晚报：多久之后才逐步适应了这样的舞蹈方式？

　　廖智：最初掌握平衡大概是装了假肢十多天后。当时医生说不能再穿靴子、不能穿短裙露膝盖，说了很多不能做的事情。我有点倔强，不相信。因为我还那么年轻，难道很多美好东西都不能再碰了？我有点急性子，受不了那种漫长的康复。一般人装假肢首先都是先练习走路，而我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子里，父母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每天都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我在练习跳舞。扶着门把手、电脑枱等等，练习踢腿和一些简单的跳的动作，对着穿衣镜左蹦右跳。就为了赌这口气，我躲在房里练了十多天。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一天也只吃一两顿饭。其实心情不太好，有点自己跟自己较劲。

　　地震

　　“我知道，没有人可依靠……”

　　汶川地震至今，三年多过去了。如果没有那场灾难，女儿“虫虫”早该蹒跚学步了，她也应该依然在德阳市的舞蹈学校里教学生跳舞。

　　强震来袭时，正在家里的廖智和婆婆、孩子瞬间随着垮塌的房屋一起掉了下去。在废墟里挺过26小时，廖智获救，她自己在截肢通知书上签下了字。廖智说，这场灾难教会她一个词———珍惜。

　　羊城晚报：“5·12地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廖智：我发自内心地觉得，那是对我的恩赐。震前，我的生活一直有种很压抑的感觉，2006年我22岁时就结了婚，2007年生了小孩。我的婚姻其实并不顺畅，我也因此一直觉得很愧对女儿。所以地震后，我真的没有为失去双腿难过。反而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解脱，女儿在灾难中遇难，我的婚姻也结束了，我知道———没有人可以依靠。我的父母也年事已高，他们开的一间婚纱影楼也在地震中垮了，他们也需要依靠。在医院时，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我要去做事，要养家。

　　羊城晚报：女儿遇难的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廖智：震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掉下去大概10分钟吧，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三人当时在一起，婆婆抱着女儿蹲在地上，我趴在婆婆和女儿的背上，我们是搂在一起的。我其实没想到我能活过来，因为我是在最上面的，我觉得最先被砸死的应该是我。我真的不希望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我后来就一直在想，早知道把女儿塞到鞋柜或其他地方就好了，老是有这种想法……

　　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到女儿的遗体，我被刨出来后请武警官兵让我看一眼女儿，他们都不同意，把我放到车上运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接受女儿的离开。女儿一直是和我睡觉，习惯了怀里有一个软软的身体，习惯了每天掀开被子，就有一只小手或者小脚在我身边。直到现在，我睡觉都要抱一个枕头，觉得心里有个洞，很难受……我后来转院到重庆去治疗，我那时住三楼，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去二楼产房看新生儿。我背着我妈，让我朋友推着我去看，我不敢让我妈知道，我怕我妈受不了。

　　心愿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用假肢的人……”

　　虽然失去了双腿，但廖智并没有放弃舞蹈梦想。地震后一个月，正在重庆治疗的廖智突然想编一个舞蹈，想再次上舞台。她在轮椅上的努力，最终成就了《鼓舞》的成功，这也让廖智深受鼓舞，她开始举行义演、做起了义工，她要让更多的人鼓起生活的勇气。

　　羊城晚报：震后你都做过哪些工作？

　　廖智：震后做了很长时间的义演。其实震后一两年里，大家都很关注汶川灾区，所以我也经常被邀请去做节目、做访谈，因为大家觉得我的故事可以感染更多人。我还在学校里做过义工，办过一个残疾人艺术团。

　　羊城晚报：现在靠什么谋生？维持生活有困难吗？

　　廖智：现在会有一些演出，也会做些别的，但是大部分还是靠表演。收入不是很稳定，很难给家人带来安全感。所以我自己学了心理咨询，今年会去考试。变故太大了，我也不可能回去做舞蹈老师了。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各种不同的技能，就是想要迎接我的下一个职业，但到目前为止，还在摸索中。其实对于挣钱，我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我家以前是开影楼的，我会化妆和婚礼主持，我觉得这些都能挣钱，但我的梦想更趋向于做老师，或者做舞台上的那些工作。我很热爱舞台。

　　羊城晚报：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廖智：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们一家人到现在也能够维生，就是因为对生活的要求都不高，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就行了。如果家里有一个坐便式马桶，我就觉得太幸福了！

　　羊城晚报：对新的家庭还有渴望吗？

　　廖智：对。我也希望有自己的新家庭。其实震后有两年时间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说，不会再要小孩了，因为我受不了将来有个孩子出生又不是“虫虫”的模样。我去做义工也是因为不想再做妈妈了，但我又很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

　　但今年我开始改变这种想法了，我很羡慕身边的朋友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我不希望大家永远把我和“5·12”画等号，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它，我也觉得它也不能代表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有很多自己的部分，它是我的一个经历但不会是我的全部。我不会让一个经历来影响整个人生。

　　肖执缨、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