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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之际,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于2月16日离开莫斯科,乘车回国,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均到车站热烈欢送,并举行了欢送大会,斯大林致欢送词,毛主席发表了告别讲话。当我们知道主席已正式动身回国,估计要行车9天之久,而我们到满洲里最快要走6天,必须在前一天赶到。为此,我们于2月18日从北京出发。
党中央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此次公开回国,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中央和我们一起到满洲里,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毛主席和周总理。由于考虑主席沿途下车参观和休息,比出国时事情繁多,因此决定滕、杨二部长各带一秘书随车照料。中南海派警卫处长李树槐随朱德副主席赴沈阳。这样,由京出发的迎接人员增加为8人。
1950年2月24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的苏方专车顺利抵达满洲里车站,当专车进站之前,我们已得到调度通知,列车正点到站。于是,李副总理带领大家排队守候在站台上,专车刚刚进站,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窗里看见我们,非常高兴,挥手招呼。此时此刻,我们在站台上,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啊!虽然车站上除了我们9个人外,并无其他欢迎代表,更未举行欢迎仪式,但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不讲任何形式的热诚欢迎,压倒了任何形式的热烈气氛。大家喜气洋洋,使劲鼓掌欢迎毛主席、周总理胜利归国。大家似乎忘记了严寒,互相握手,欢乐之声笼罩了整个站台,车站上服务同志也无不为之感动。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车归来的除原出国人员外,又增加了几位我们不认识的同志,还是周总理向我们介绍:“原在苏联学习的肖华同志和孙维世同志,一起回国,你们另给他们分别安置一下车位。”当时还有秘密化名的越南领袖胡志明,至于同车归来的肖华与孙维世,与我们十分亲近,互相交谈,我方知肖华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央送他去苏联边治病,边学习,当时肖华很年轻,30多岁,南方人,非常热情,而那位女同志孙维世就是1938年赴苏学习的电影演员,归国后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院长。
毛主席、周总理归国时,斯大林赠送了贵重的礼品:有苏联新造的高级轿车两辆,分送给主席、总理专用。这种车可贵之处,就是车身装有防弹玻璃,并附有专用零件数箱,随车运回来。滕部长指令我负责全部装在后卫车上,并派警卫加以警戒,不准任何人上车去。我与车站负责同志联系好,从苏方专车转到我方专车上,后来回到北京检查,发现零件箱子被人撬开,一部分零件失窃。为了破获零件被盗案,总理指示公安部与铁道部共同负责查获办理。为此,我和杨副部长及严佑民,于四五月间专门到满洲里车站,花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发现系“白俄”员工所盗,交由东铁公安局处理。
忆往事
任远著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