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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总有十年了吧,有一回上班路上买了份报纸,头版有个醒目标题——“最新研究成果:《西游记》作者不是吴承恩!”我读了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是什么“新闻”,此观点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学术界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大概知道的人真的不多:最早的《西游记》是没有作者署名的——明代南京有家出版机构叫“世德堂”,老板姓唐,在万历二十年(1592)出版了这部《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西游记》版本。卷头只题了两行字——“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
“华阳洞天主人”是谁?一个“校”字又该如何理解?能说这位“洞主”就是作者吗?顶多是位校订者、出版者吧?
一部小说不提作者,并不新鲜。放到今天,小说家是个光荣称号,到处签名售书,风头出尽、银子敛足!可是在古代,小说是“不登大雅”的文学样式。有出息的文人都去科考做官,没出息的才“宅”在家里写小说。书稿写出来卖给书坊主人,换几两银子,够喝小酒的,也就齐了;没人理会什么“著作权”、“署名权”之类——你给他署名,恐怕他还不乐意呢:那不是给我祖宗丢脸吗?
不过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书中序言倒也提了两句,说此书“不知其何人所为”,书稿来自一家王府,作者很可能是个“八公之徒”(即王爷的文学侍从),甚至是王爷本人!
到了清代,有个出版商忽然给《西游记》安上个名字响亮的作者——长春真人。长春真人是谁?他就是元代大名鼎鼎的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啊!一位道教领袖,怎么会写出一本歌颂佛教的小说来呢?可是查一查,丘处机还真跟《西游记》有关系——不过那只是本同名著作,由丘处机的徒弟李志常撰写,内容是记录十三世纪初丘处机前往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的往来见闻。
这纯粹是张冠李戴,拿丘处机的大名忽悠读者!
那么,吴承恩又是啥时成为《西游记》作者的?原来,较早提出此看法的,是吴承恩的老乡、清代人阮葵生。他的话自有根据,因为明末《淮安府志》里就有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明确记载。
到了上世纪初,鲁迅、胡适等学者也都采信了阮葵生的判断,还增添了不少论据。如据文献记载,吴承恩本人“敏而多慧”、“复善谐剧”(即喜欢诙谐戏谑);从小爱读神怪传奇,还写过神怪内容的诗歌和笔记小说。而《西游记》行文活泼,语多苏北淮安的方言俗谚,那也正是吴承恩的家乡语言。
反对者也大有人在。譬如有人就提出:吴承恩名下的这部《西游记》,一定就是小说《西游记》吗?会不会跟丘处机那部一样,也只是同名而已?譬如有人出差去趟新疆,回来也可以写部《西游记》嘛。——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小报,刊登的就是这派的意见。
我对此没做过深入的研究,不过有个朋友研究《西游记》颇为用心。为了搞清吴承恩的生平,他曾到湖北蕲春去做过实地考察。蕲春有座荆王府,是明代湖北王爷府。据记载,吴承恩有一段时间做过“荆府纪善”,“荆府”就是荆王府,“纪善”是教王子读书的官儿。
调查发现,荆王府中有座“玉华殿”;我这位朋友马上联想到:《西游记》中唐僧四众西行,曾到过“玉华县”,“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这说的不就是荆王跟明朝皇帝的关系吗?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师从吴承恩的小王子共有三位;而在《西游记》中,玉华王恰恰有三位小王子,分别拜悟空、八戒、沙僧为师,学习武艺。
而据世德堂本《西游记》序言说,该书书稿正是出自某王府,作者可能是“八公之徒”——吴承恩的“荆府纪善”,就是这类差事啊!
我个人认为,朋友的这篇调查报告,是上世纪有关吴承恩研究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它无可辩驳地证明,吴承恩确实是《西游记》的作者(之一),没啥说的!
只是《西游记》是一部滚雪球式的作品,从民间传说到最后成书,经历了近千年;有无数作者参与了创作。至少在宋代,已有简单的取经故事文本流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则已出现较为成熟的《西游记平话》(已失传,只有片断保留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因此,吴承恩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作者”,他可以被视为唐僧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他做的工作可以称之为“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