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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学问很深,诗文俱佳,但因其学问稍专,所以与几位小说诗词都擅长的譬如郁达夫、钱锺书等“一线”文人相比,其名气的知晓度显然就略逊一筹了。然而,若是要论起文人字的工整清隽,儒雅秀逸,那夏承焘又应在两位之上了。
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独具特色,这是夏先生自1928年写至1965年的有关学问、交游等记事,也有一些涉及书法上的观点、师友朋好之间互相题赠之事。夏先生虽不以书法鸣世,但其笔墨渊雅,时有人向其索求墨宝。他的好友中精擅书画篆刻的谢玉岑、沙孟海、方介堪、马公愚诸公,都与其交好唱酬。1935年,谢玉岑托他代求当代学人词翰,但说到郁达夫、马一浮,夏承焘则回信说:“此间马一浮字极佳,弟嫌其人有习气,不去求。杭州学人书家皆少有。郁达夫虽弟旧同事,字不成字,可不必耳。”虽为书信中的私下观点,但从一侧面也看出了夏先生的眼界与心气。
提起读书,夏承焘总是说自己下的是“笨功夫”。他常说,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笨才是治学的本钱,并形象地分析“笨”字,说头上顶着“竹简”,下面是“本”,意即唯有不停读书,才是根本。他时常教导学生“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而我们今天的不少学子,藏书虽多,但读书往往并不多。其实,书唯有读进去了,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否则,书到用时方恨多,茫茫书海,根本无迹可寻。
这些年来,我在很多书中都欣赏到夏承焘先生的书法,或尺牍,或录写自己的诗词手翰。他的字,以行楷为多,偶也作行草书,给人总体的印象是章法疏朗、面目俊雅,在同时代的文人中,颇接近于叶圣陶、俞平伯,不过,似比叶、俞两位更清健、更挺拔。
夏承焘是浙江温州人(旧称永嘉),东晋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故那里有谢池、东山书院等旧迹。上世纪30年代,夏承焘搬住谢池巷原东山书院旁,从此以“谢邻”自号。本文标题《风流“山贼”是诗人》,出自夏承焘的挚友,后又成为他妻舅的温州诗人吴鹭山的赠诗,说来还有一段故事:
60年代初,夏承焘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论文,认为岳飞著名的《满江红》一词乃明人伪托,非其所作。本来这只是一次很正常的学术探讨,但“文革”开始,夏承焘不仅被戴上“浙江省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获“给民族英雄抹黑”的罪名,又因此文曾在日本的学术杂志发表过,他又被斥为“卖国贼”等。就在夏承焘被游街示众,饱受批斗殴打以及下放劳动的艰难厄运时,诗人吴鹭山为了宽慰老友,于1967年,写了《谢邻有无妄之灾赋此寄怀》四首,为夏承焘作了精神声援。其中一首为:“池塘雅卜谢公邻,旷代相望笔有神。天锡嘉名元不恶,风流山贼是诗人。”
“山贼”一句,用的是谢灵运的旧典。谢灵运好山水游,传说他家产丰足,每游山历水,仆从众多,所到之处,开山伐树,动静很大,用现在的话说即很不“环保”。一次游至临海境内,由于大动干戈,竟被地方太守误为“山贼”,闹成了笑话。
夏承焘本就崇拜谢灵运,如今自己被诬“卖国贼”,恰好与谢同得“贼名”,颇感荣幸。在此,诗人巧妙运用新旧两典,使全诗顿显亮色,也有幽默的趣味。所谓“酒有别肠,诗有别才”,此语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