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中为梁从诫，右一为作者

　　2011年4月，当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历史系邀请1952年院系调整前曾在本系学习过的老校友返校聚会。当天到会的共有20多人。其中最年长的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入学的何兆武先生，现已年届九旬。最年轻的则是1951年入学的王敦书先生，也已78岁。聚会中的话题之一是半年前刚刚去世的老校友梁从诫，特别是他在清华学习时的一些情况。遗憾的是那天在场的老人中，与梁从诫同班的校友只有我一人。我与梁从诫是1950年夏同时考入清华历史系的。那年清华历史系共招了7名新生，不幸已有4人先后去世(梁从诫是其中最近辞世的)。另外2人都远在外地，又健康欠佳，这次校庆未能应邀来京，于是我们班与会的就只剩我一人了。而我的记忆力甚差，许多往事都记不清了。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我们历史系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到50人，跟现在一个班的人数差不多，所以当时大家不分年级，彼此都比较熟悉。尤其梁从诫是当时清华园中比较活跃的人物，系内外熟悉他的人不少。所以有些关于他的情况，我也是从其他校友处听到的。

　　名人的长子长孙

　　1950年夏，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第一次统一招考新生。各校录取的名单都在报上公布。清华历史系录取的7名新生中，我与另一位女生都是通县潞河中学的毕业生，自然相熟，其他5人就不认识了。报到那天，我到历史系新生接待站时，一位眉清目秀、举止潇洒的年轻人朝我走来，热情地问了我的姓名后，即自我介绍他也是历史系新生，叫梁从诫，并说我同他分在善斋二楼的同一间宿舍(当时清华本科生都是两人住一室)。接着他就帮我办完入学手续，提起行李，一同到了我们的寝室。他的床铺早已铺好，在帮我整理床铺时，他告诉我，他家就住在清华园，父母都在清华工作。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长孙，梁思成、林徽因的长子。这些情况是不久后系里同学告诉我的。他对一般人从来不主动谈自己的身世家庭。从此，我们两人在清华同室居住，同班学习整整两年。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又一同转到北大历史系，仍然同班同室。不过那时同班同学已增加到三四十人，同屋室友也有8人之多。

　　在清华期间，我们班7人中，梁从诫年龄较小，大家都叫他小梁，但在政治上比我们成熟。他在辅仁附中上高中时，已经加入地下“民青”。1949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后，他即转为青年团员。当时团员还很少，在我们班，他是唯一的团员。校内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团员合组为一个团支部，梁从诫曾担任过团支部的支部书记。我就是由他介绍入团的。他不但政治上先进，学习上优秀，而且待人热情，肯帮助别人，群众关系很好。

　　梁从诫由于一家三代都是清华人，在清华园里熟人很多，人脉关系极广。他当时的女朋友周如枚是周培源先生的长女。他们两人的结合，把清华园里曾广为传颂的两组三角恋直接连接起来。很多人都知道早年梁思成、金岳霖都喜欢林徽因；周培源、陈岱孙都喜欢王蒂潋(据说当时是某高校校花，后来任清华附中英语老师)。在梁与林、周与王相继结婚后，金、陈两位先生都终身未娶。更令人称颂的是，金岳霖与梁思成一家，陈岱孙与周培源一家，都亲密无间。梁从诫曾对我说过：“我是从小由金爸摸着头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在父母均已去世后，梁从诫就搬入金岳霖先生住宅。一直照顾金先生起居，直到老人家辞世。清华园里盛传的“三孙”，即三位终身未娶的大教授，指的就是叶企孙、陈岱孙和金龙孙(金岳霖字)。解放初期，清华大学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陈岱孙、金岳霖以及梁思成、周培源等先生都是委员。同时，陈岱孙、金岳霖、梁思成还分别担任经济系、哲学系、建筑系的系主任，周培源任学校副教务长。可以说当时这些大教授都是清华的当权派。梁从诫与他们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是他并未从中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这从梁从诫转系未成这件事上可以证实。

　　梁从诫的父母梁思成、林徽因都是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他们关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使中国古建筑闻名于世。我国成立最早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和著名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都是他们创建的。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这项事业。梁从诫这个名字就寄托了这种期望。原来我国在北宋时期曾出过一个名叫李诫的大建筑学家，他的名著《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学著作。梁、林将他们1932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从诫，即师从李诫之意，这可见他们对建筑学的热爱，也表现了对儿子的期望。梁从诫在这种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喜好美术、工艺及建筑设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确定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样式时，人们都知道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牵头设计的，国旗则在全国征求设计图案。当年才17岁的梁从诫背着父母也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应征，并从全国应征的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作为最终候选的38个方案之一。后来，他曾把一本印有这38个方案的集子拿给我看。他的方案具体画面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集子中有一幅朱总司令亲自设计的方案，中间有一条较宽的黄道，象征着黄河。我想这本国旗图案应该还保存在他的家中。写以上这些是想说明梁从诫有学建筑学的强烈愿望和良好条件。因此，他报考大学时的第一志愿自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但由于考试成绩不理想，总分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线低了8分，结果按第二志愿录取清华历史系。他当然深感遗憾，父母也有些失望。

　　不过清华历来有一项不成文的传统，即新生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如果自己觉得或者老师发现不适合学习现在的专业，可以自动或者接受劝告，申请转到别的合适的专业。只要双方系主任同意，学校一般都会批准。如1930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名胡鼎新)本来是学物理的，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发现他更适合学文科，便劝他转到历史系，结果为中共造就了—个大秀才。而1931年考取清华文科的钱伟长，尽管物理只考了5分，而语文却考了满分，中文、历史系争着录取他。然而入学不久，他却坚决要求由文科转学物理。经过一年试读，终于正式转为物理系学生。结果钱先生成为中国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按照过去的传统，以梁从诫的情况，申请转到建筑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从1950年起，大学生也实行统一招考，统一分配。教育部规定，新生入学后，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转系转学。但对于哪种情况，才属于特殊情况，又缺乏具体标准。学校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像梁从诫的情况算不算特殊情况，够不够转系条件。据说，金岳霖先生认为，梁从诫专业课成绩很好，只是总分差了几分。他对建筑学有特殊的爱好和才能，学建筑学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特长，应该批准他转学。但时任副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却认为，梁从诫的情况并不算太特殊。类似他的还有一些，如果都批准，不符合一般不得转系的规定。听说，为此两人曾当面大吵，还拍了桌子。结果多数同意周培源的意见，梁从诫未被批准转系。其他一般申请转系的人也都被拒绝了。

　　梁从诫转系未成，情绪自然不好。我只得安慰他说：“你不能继承父母的专业了，但还可以继承祖父的专业呀！”见到周如枚时，我也跟她开玩笑说：“你爸也太较真了，对准女婿一点也不留情。”她说：“我爸就是一根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