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瓮安6·28事件过去3年多了，曾经不安的瓮安如今安宁了吗？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何平率记者“走基层”走到了瓮安，亲眼观察，亲身体验，向全国人民报告：这个黔南古城已经从“瓮安之乱”走向“瓮安之治”、“瓮安之变”、“瓮安之安”。

　　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及临危受命的县委书记龙长春走马上任后，至少在半年时间里，基本上成了“信访局长”。“那时，无论是在办公室办公还是在会议室开会，总是被排成长队的上访群众堵在门口。”事实情况是，多年来，瓮安因矿群纠纷、水库移民搬迁、房屋强制拆迁、企业改制等社会矛盾导致的信访量逐年上升，而办结率仅为18%。因此，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正是引发6·28事件的重要根源。要想化解民怨，就要敢于直面矛盾。新来的县委书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3年来，他接访并签批督办的各类信访案件有1000多件，办结回复率为99.6%。全县信访量从2008年的2000多起下降到2009年的600余起，2010年降至60多起。

　　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信访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可是，个别地方却有一些相关部门的官员，无视公民的权利，唯恐信访反映揭露当地的“丑闻”，影响他们的政绩和仕途，往往将信访群众当做“麻烦制造者”，一方面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企图掩盖现实矛盾，粉饰太平。孰料，矛盾是掩盖不了的，越是掩盖越是积蓄民怨，矛盾也就越尖锐，而人心的损耗、政府公信力的损伤，更是无可估量。可见，认真妥善处理信访，及时地将矛盾化解消弭于萌芽状态，则必将事半功倍，功德无量。

　　最近，有报纸刊登了包头一位退休职工的“回忆录”。他回忆起32年前的一次信访经历。因孩子的户口问题在当地无法解决，他分别致信公安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局等4个政府机构，共花费邮资3角2分(当时邮寄一封外埠信件仅需8分钱)。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公安部门的回信，凭着这封信就把孩子的户口解决了。这位老人最后写道：“这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局1979年4月17日的回信我保存至今，当年几级公安部门为我一介草民之小事办事效率之高，本人所付出的上访成本之低，对比之下，常使我感慨万千。”

　　该“感慨万千”的恐怕不仅仅是这位“一介草民”的老人，花3毛2上访，你信吗？但这“历史故事”确实是当年寻常事。低成本的信访背后，是政府工作人员对百姓的极端负责之心，而高效率为“草民”排忧解难，矛盾便自然消除了。要是数年前的瓮安也能照此办理，还会有后来的“瓮安之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