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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慧珠戏装照
言慧珠好学不倦,按梨园传统执弟子礼甚恭,随侍师侧。为了尊师,她有两次知道梅大师喜欢喝北京特有豆汁,竟怀揣一瓶热豆汁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直奔梅府,从怀中拿出还保持温度的豆汁双手献于恩师。如此对梅派艺术的执著追求,数年如一日,深获梅氏夫妇和梅氏孩子们的赞赏和偏爱。梅兰芳还让自己的班底陪她唱戏,使言慧珠的技艺日臻完美,渐入佳境,终于成为得天独厚的梅派传人。有“台湾梅兰芳”之誉的顾正秋曾评说:“慧珠《生死恨》的唱我最佩服,因为她学梅先生极像,和梅先生一般无二,几可乱真。”京戏和梅派专家学者许姬传也认为:“梅门弟子中,言慧珠是刻苦钻研、造诣较高的一位。她是得到梅剧团的乐师、演员的指导和梅兰芳先生亲自指点而成为优秀演员的”;“她嗓音宽亮,扮相华丽,身材适度,很快就嬴得了观众的赞扬,成为梅派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正像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的一样:“戏比天大”,言慧珠爱戏如命。她虽尊崇梅派艺术,但她并不只限于单纯去模仿其师,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去演绎梅先生所传授的剧目。1946年她再组“言慧珠剧团”,带着梅派剧目赴各地演出。她对自己的戏曲舞台艺术前景充满了自信。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庆祝解放震天的鞭炮和锣鼓声,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人海中,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满脑子里只知道学戏、爱戏和爱美、日后成个大名角儿的言慧珠,也随大流穿着俭朴地打扮得如同女学生一般,兴冲冲地赶到了南京路,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那个时候虽说她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不太懂政治,但她是由衷地欢迎人民当家作主新时代的到来。天资聪慧的言慧珠当然明白要跟上新社会形势变革的道理,她也暂时脱下自己名贵的绛红细呢子大衣,拿下鲜见的玄狐围脖,替换成朴素的流行蓝布制服,一双辫子扎上一对黑色蝴蝶结,显得朴素大方别有一番风韵呢!她想看看风头再说吧。当她看到工农兵大众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要求进步,成为她对政治最通俗易懂的解读。但在新中国成长的风风雨雨中,言慧珠的强烈个性和她不知不觉长期养成的个人主义的作风是与那个新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的。为此,后来她一次又一次地为她的个性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5月,人民政府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的戏曲改革工作。北京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叶盛章、袁世海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领导马彦祥的说服动员下,促成了李少春的“起社”与叶盛章的“金声社”合并,随即组成“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不久即由马伯伯主持请他们这些大名角,参加了由戏曲改进局所属的京剧研究院,成为北京市第一个由民营转为国营的戏曲剧团。随之,1951年3月5日,时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的京剧名家周信芳,出任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团长的国营京剧团成立了。同时,如国营上海市人民京剧团(前身是大舞台“共和班”,1951年11月20日,成立国营上海市人民京剧团。1955年3月,同华东实验京剧团合并成立上海京剧院)和新民京剧团等一大批由私营戏班合并的公营剧团也相继诞生。面对戏曲界刮起的剧团所有制变革的旋风,言慧珠心里有自己的盘算,她依然幻想着能够和自己的梅师一样(1950年,几乎在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成立的同时,北京市批准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相继成立了梅、尚、程、荀四大私营剧团),当然是梅先生自己挑大梁,她能在上海再组她的“言剧团”啊。1953年10月中旬,言慧珠作为私营剧团班主,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在朝鲜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慰问演出活动。言慧珠第一次真切受到了强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1月从朝鲜回国后,她大胆集编、导、演于一身,整天忙上忙下,苦思勤作把朝鲜大型歌舞剧《春香传》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出国内外名剧移植到京剧舞台。她满怀信心和辛劳带着新剧目到北京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可谓名利双收,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元。在当时这样巨额收入,对建国初期的国人来说可谓天文数字(当时国家行政一级不过五百多元左右,毛主席主动辞去一级只拿二级工资;国家演员文艺一级是当时工资最高层也不过一千三四百元,一般工人不过三五十元月收入),后来慧珠回上海用了八千元购置了华园别墅,这个时期当是她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谁人敢与她相提并论?!
虽然言慧珠也不时试图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但是她还是承受不了让她伤筋动骨的剧团所有制巨变。在剧团所有制的改造中,让她放弃其苦心经营并取得硕果的私家班底,并入国营剧团,她很不理解,也颇不情愿。在京期间,她常自己开着当时北京城少见的一辆美国雪富兰高级豪华轿车,提着一篓篓她和许多上海人都十分爱吃的大闸蟹,去找好友、当时文化部专管戏剧改革的局长马彦祥和夫人云燕铭诉说自己的苦闷。那时小学三年级的我到同窗好友马思猛家玩,巧遇言慧珠拜访其父马彦祥,亲眼目睹了她的风采,领教了她的作风。当时我和思猛正在院中抖空竹,忽闻门铃大作,我便随思猛去开大门,只见一身材高挑穿着时髦的女人一步跨进门坎,思猛还没来得及叫她阿姨,她却看也不看我们一对小儿郎一眼,就冲着里院大呼“马局长!马局长!”,其人其声就像一阵旋风似的,从大门、二门一直刮到前后院每个角落,直到主人忙不迭出迎为止。马彦祥、云燕铭夫妇曾多次热情、苦口婆心地说服动员她留在北京发展,后来在马彦祥的苦心协调下她参加了北京京剧团。而她那我行我素的极端任性让领导总是“不放心”,她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作风,在刚刚成立的新型国营剧团里十分孤立,终导致新老演员分离、她心血所成的《春香传》停演的尴尬窘境。
1957年5月,又报到马局那里后经文化部批准,言慧珠被调到上海戏曲学校任副校长,这一来,登台公演机会就越发少了。恰逢其时,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宣传工作会议,言慧珠在会上发言,指出在戏曲工作领导中存在的分配演戏不公等问题。这次会议标志了文艺界整风鸣放运动全面开始。从来就不懂得自我反省多做自我批评的言慧珠在会上大呼“我要演戏”“让我演戏”。她的发言被上海报纸报刊全文刊载,并被解读为“极端的风头十足的个人主义”,要取得群众谅解,必须深刻检讨。不久“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开始了,言慧珠的心声由“极端的个人主义”升级成了“对社会和党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言慧珠开始知道政治运动的厉害了,惶惶不可终日,寝食不安,真的坐立不宁了,不知何去何从。老朋友许寅在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暗示下,忙去为言慧珠处指点迷津。而个性使然,言慧珠拿不出一份像样的自我检讨过关,许当面生气地说:“你不做检讨,戴上右派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暂且不说,小清卿怎么办?”(言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36岁时生下的唯一儿子)老许的话一语中的,切中言慧珠的要害,言慧珠顿时泪如雨下……后来言慧珠在文艺界群众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主持会议的徐平羽借势说道:“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言是在周恩来总理与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细心保护下,花了整整3个月,让她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最终才过了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旁若无人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