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交”源于日本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际”一词已经出现。当时战后日本的一些贫苦女性和寡妇，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的经济帮助。最开始，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际”得以蔓延，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颁布《卖春防止法》取缔这类公司，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援交现象的蔓延，“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队伍。

　　与此同时，援交文化业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蔓延。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2004年，台湾犯罪学学会甚至专门为此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对“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就在一年后，令家长和老师备感头痛的援交现象却悄然出现在大陆。这一年，《辽沈晚报》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卧底”纪实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大陆地区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

　　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才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