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津北方网讯:近年来,本报一直追踪报道天津籍老劳工邵义诚作为代表向西松建设公司进行索赔一事。11月9日,“中国被俘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一行在东京与日本三菱公司的代理律师进行了交涉。68岁的“中国被俘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被掳日本中国劳工代表刘连仁之子刘焕新,代表中国劳工受害者向三菱公司递交“解决要求”框架方案。本月末,由十几名幸存劳工和遗属组成的团队将远赴日本,与三菱公司进行交涉,还将向日本国会提交相关告知材料。作为长期跟踪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媒体,三菱劳工索赔支援会特别邀请本报记者前往日本,全程跟踪报道。
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宝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劳工研究。据其介绍,二战期间,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有4万多人。“如果三菱劳工的索赔有了结果,必将对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产生实质性推进。”刘焕新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昨日,刘焕新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企业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不能以任何借口放弃承担历史责任,这是他们欠下的债。”(记者高立红)
85岁老劳工回忆悲惨往事每天挖21车煤只吃6个窝头
被抓走的那一年,我才18岁
田捷元,生于1926年9月17日,天津棉纺四厂退休干部。在他的户口页上“何时何地迁来本市”一栏写着“1945年10月13日,日本北海道”。昨天,在尖山红星里,田捷元的家中,这位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当年被掳往日本做劳工的悲惨经历。
“那一年,我才18岁,家住南楼村,就是现在的天津日报大厦所在地。”老人说,“那时我在附近的上海纱厂上班,就是后来的棉纺四厂。”1944年底的一天,一伙日本兵冲进“上海纱厂”,把正在车间织布的田捷元抓走了。“一起抓走的一共有三人,现在那两个人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了。”
“我们是坐着小火轮去的日本,起初定的目的地是九州,计划走一个星期。”老人记忆力超级好。“我们的船上只带了一个星期的吃的,哪知路上遇上了美国的战船,日本人临时改道绕行,结果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才到,东西不够吃,每天只给三两粮食。”
在日本,田捷元被押到北海道的平和矿业所真谷地矿第四场点做苦工。“当劳工太苦了,3个人一组每天下煤矿,必须挖21车煤,挖不到不能上来。”老人说:“每天只给我们每个人六两粮食,一两一个的窝头,一顿两个。早晨吃完下矿,带两个窝头中午在矿井下吃,晚上回来再给俩。”工作辛苦,吃不饱穿着不暖,病了不给治,劳工数目迅速衰减。“我们那一批一共去了400多人,半年多就死了60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田捷元才得以回国。“父母都在家里等我呢,他们万万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此后,田捷元又回原上海纱厂,即棉纺四厂上班。1979年,田捷元在该厂原料与成品科退休。
田捷元目前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只是耳朵有点背,戴上助听器不影响交流。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四处奔波,为自己当年的苦难劳工经历讨说法。2004年,老劳工邵义诚对日索赔二审胜诉,本报在追踪报道的同时,还组织了邵义诚等人的读者见面会。田捷元是积极参与者之一。田捷元说:“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等着讨到说法那一天。”记者高立红 摄影记者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