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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浙江舟山。七十二岁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到故乡
1987年11月2日,是去台老兵们盼望了近四十年的大日子。
从这天起,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大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预定当天上午9时开始登记,老兵们在凌晨就已经从四面八方涌来,“门口挤不进去,楼梯挤不上去”,当天办妥手续一千三百多人。
一个月后,第一批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1949年前后,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告别大陆的故土、亲人,追随国民党到台湾,从少年到白发,从风华到迟暮,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一天的到来,原本或许还要晚上许多时候。是一群老兵用歌声,用标语,用故事,用亲情令整个台湾动容,甚至引发香港、大陆媒体同气声援,连蒋经国也被打动。
多年后,台湾“老兵返乡运动”的主要操盘者姜思章说,老兵回家虽是历史潮流所趋、人心所向,但他们已经无法再等。因为,老兵已老,在漫长的等待中,或者客死台湾,或者是,即便回了家,也无法再见到更为老迈的父母亲人……
1950:军营里泛滥的思念
姜思章自己是被“抓丁”到台湾的。
1950年5月15日,浙江岱山县13岁的初一学生姜思章,在回家路上被一群国民党兵拦下,强行押上了去往台湾的航船。
与姜思章一道被送去台湾的,有一万三千名年龄从13岁到50岁不等的“壮丁”。
船启航前,不堪忍受生生离别的壮丁们,带着绑绳就纷纷往海里跳。军人们则往海里开枪,步枪、冲锋枪,后来机枪也用上了。
枪声消停后,无数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则是一片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而后,极度超载的轮船缓缓起航、码头封锁撤除,大批前来寻找父兄、丈夫、儿子的妇女瞬间涌来,有的拿着香祈祷,有的跪在海滩上拜,“哭喊、哀求、诅咒,声声可闻”。
多年以后,姜思章才知道,人群中也有他当时怀有身孕的母亲。
这只是1949-1950年间,二百万人去台大迁徙中的一幕。有人被抓丁,有人被迫逃亡,也有自愿去台的,缘由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与故土、父母亲人生生分离、天各一方的人生至痛。
此后,在台湾的军营里,姜思章白天满满当当的出操、上课、训练,没有时间想家;但一到傍晚,就无法抑制思乡愁涌动,和几个伙伴一起跑到操场的角落,互相抱头痛哭,然后继续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声中,朝思暮盼着回家的那一天。
实际上,当台湾以“复兴基地”的名义,汇聚越来越多人时,这个名义本身却越来越像一个苦涩的笑话;反攻大陆“五年成功”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政治支票。
此后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国共双方长期隔台湾海峡对峙,这对数百万从大陆来台湾的“外省人”来说,意味着回家大门彻底关闭,甚至通讯都绝无可能。
而思念却已开始越过海峡,没有止境地泛滥开来。
一个人的抗争
姜思章无时无刻不想回家。因为“和大陆那头通信”,被同事告发“散布被抓经历”、拒绝在“以军作家”运动中签名等所谓“劣行”,成了部队里的“不稳分子”,被长期监视,通信也因此中断。不久后,姜思章又因不甘忍受军营折磨而开小差,被军法处置,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姜思章的抗争,在众多思乡的去台老兵中并不算激烈。
在监狱中,他与同室一位任姓广东籍飞行员成为好友,此人因企图偷开飞机返回大陆败露,被判处死刑。等待着随时来临的人生终点,这位飞行员反复告诫他“不要白白牺牲,跟国民党斗先要充实自己。”
某天早晨,铁门拉开,任姓飞行员被一堆宪兵架了出去。临走时跟他摆摆手说:“记住我的话,再见!”
这或许是姜思章后来极力推动成立组织、以帮助老兵返乡的根源之一:在强大的军政机器面前,每个个体的抗争都是如此弱小、不堪一击。
姜思章还听山东菏泽籍老兵高秉涵亲口讲了一件事:一位20岁的厦门籍士兵决心横渡台湾海峡游回对岸,不幸被潮汐推回了金门。负责审判他的军法官正是高秉涵。按照军法,他不得不判这个士兵死刑。
临刑前,高秉涵说“小弟喝点酒”。士兵却拒绝了:“我要清清楚楚地回家,我怕我喝了酒,灵魂不认得回家的路。”
高秉涵自己又何尝不想家?1981年,高秉涵的一位学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召集菏泽旅台乡亲一百多人聚到一起,分发珍贵的礼物:一家一个烧饼,三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故乡的泥土。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多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还舍不得咽下去,慢慢地像品茶一样,叫它多呆在嘴里一段时间……”
我们已沉默了40年
到1980年代,当年追随而来的“外省人第一代”大多已临近暮年,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进而将眷念之情写成文字,胆大者常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走得更远的,甚至已经有了半公开的行动,姜思章就是一个。1978年,他甚至去舞厅通过一位舞女转托香港客人捎信给大陆。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称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两岸铁幕终于出现松动。姜思章知道,回家的转机真正来了。
1982年,他以到香港去看舅舅的名义,转道广州、上海、宁波,72小时舟车劳顿后,终于回到了阔别32年的老家舟山。母亲早已在码头等候,姜思章一眼认了出来。船刚靠岸他就跳了出去,连爬带跪地冲向母亲,不顾旁人的惊诧,抱着母亲的腿纵情嚎啕大哭。
姜思章如愿先回家了,但数万与他同去的壮丁和他们大陆那头的亲属,仍在海峡那头遥遥相望而得见。
得知姜思章归来后,几十里外都有人赶来打听、请他带信。姜家院子椅子、凳子太少不够招待,来客就蹲在那里问父亲,问丈夫,问儿子,问兄弟……
返回台湾后,如何让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自由返乡,便成为姜思章的心头所系。他带了无数信件、口信回台湾,他要把这些信息尽力一一转达。可是,当年仅舟山被抓丁的就超过两万,从何找起?看着老乡们一脸遗憾地离去,姜思章决心站出来,为更多的老兵们争取权益。
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前,他已经参加了台湾的“党外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民党不开放大陆探亲不满意。1981年12月,姜思章拜托的民意代表候选人康水木,在政见发表会上,首次公开要求当局准许老兵回乡探亲。
此时,岛内一家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张富忠,也在疾呼民主改革中,注意到了老兵有家归不得的辛酸,他决定做一件惊动台湾的大事——与姜思章协作,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协助老兵转信。张富忠后来回忆说,这些信函或许因分离得太久,又不知道家里人到底还在不在,老兵们甚至都不晓得该从何问候起,大多只有薄薄的一张信纸,里头几乎都是交代自己的小名,写下当初离家的过程,以及略说现在的生活。
1987年,是去台老兵思乡情绪总爆发的一年,此时,国民党离开大陆已近四十年,许多老兵将近四十年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而自己也已到花甲之年,且不说能否见到八九十岁高龄的父母,就连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故乡向父母磕个头,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