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瞥一眼芦荻西小学礼堂

　　□莫依慈

　　在荔湾区金花街的一条巷子里，藏着一间历尽沧桑破烂不堪的教堂，又得不到修缮，如今更烟消云散了。

　　53年前，它是我的母校，也是我母亲做老师从1959年服务至1977年的地方。老朽的万圣堂，当年就叫芦荻西小学。

　　我和万圣堂有过三年的缘分。记得转学过去读四年级，被它那人山人海的二部制教学方式所震撼。上世纪60年代那困难时期，我们穷着饿着又信心雄心满满地学习着和生活着。学校有两处门口，其中一处就通往万圣堂。开门时见到那青砖墙的木建筑，讲坛和上尖下方的窗棂，彩色玻璃映着人世间彩色的梦。墙上的十字架和耶稣像，长长的木椅，一切都归学校所有———那时候已经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沿着礼堂旁一条狭窄的通道走进花园内，四面杂乱的几座小楼，是教室、音乐室、校务处、老师宿舍，像一桌吃完饭没收拾好的碗碟。当年总觉得乏善可陈，如今想起却觉得倍感温馨和不舍。

　　二部制教学，每个教室由百多学生分上下午班共用。每当上午班下午班交接期，校门口吐出一队队排好归程队的学生，没有家长接送。回校队吵吵嚷嚷，组长检查各人的红领巾，手脸清洁度，指甲剪掉否，作业本带齐否……

　　唱着歌的放学队伍似一列列“火车”，每到一站(同学的家)，就脱去一个“车厢”，如果“大站”，几个“车厢”同时脱钩，有时这“火车”只有一个站，就是全部集中到某同学家中的学习小组，由学生自治，组长当“小老师”。50年代60年代的人，一定记得这种学习的形式。

　　和万圣堂一样，教务处和五年级六年级的建筑群也是木建筑，两层中西混合风格的木楼，木楼梯老而弥坚。老师和同学们每天数遍“咚、咚、咚”的上下楼梯声，在万圣堂拆除新闻播出后，我脑中浮现了整个53年前的校区。记忆全部激活后，连声音都在耳朵深处响起。倍感亲切和疑幻疑真，冥想令自己几乎变成53年前的幽灵游荡在校区。

　　万圣堂是慈善机构，听老街坊说，它在过去漫长的年月，布道布施和收留弃婴是它必做的事。教我们音乐的朱老师，双目失明，就是这里修女捡来的弃婴，当其时病猫般双目失明，修女把她养大，学了盲文和乐理钢琴，成了唱诗班的歌手，解放后更成了我们的音乐老师。比起无数的弃婴，朱老师的确是个奇迹，梳一头比明眼人更整齐的短发，碎花合身的旗袍发出樟脑味，烫折得整齐端庄优雅，衣襟处一条香味手帕，这服饰是老师身份的最好佐证。朱老师有过人之处：尽管学生众多，一经她点名后，100%记住了你的声音。在课堂上，她边弹琴领唱，边听有无学生开小差，能准确地点名批评你，却从不会骂错人。在60年代这么艰难的学习环境中，学校坚持美声美学美育，值得今天的教育好好反省。“文革”来了，朱老师和许多老师都被“上纲上线”，经受砌生猪肉式的批斗。朱老师熬不住，含恨离世。

　　90年代初，早已离开校门的我，为原来在校当老师的母亲的医疗费回去过，那时看到万圣堂还好好地屹立着，虽已老朽。我从不曾意识到它终有一天会消失，认为它立在那里是必然的。直到今年国庆后，电视新闻播出它已经消失，我才呆了十多分钟。电视画面上，万圣堂成了瓦砾加一堆木头，背景是一些无法形容的烂木条，那凌乱的图案是由窗框的残骸组成，如果不是记者解说，说这是阿富汗或巴格达的现场也像。一位有心的师弟拍下它“弥留”之际的照片，赐我一张分享。于是，写了这一篇，和千万从它那里毕业出来的学友们，缅怀一番和万圣堂亲近的零距离的日子。万圣堂，像我们共同的老祖母一样，活在我们心中。

　　莫依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