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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八十年代,我突然想起京剧里那句著名的唱词:“海岛冰轮初转腾”。不为别的,只为了“转腾”一词。它比较准确地刻画出我的人到中年时的生命轨迹,显示出我的事业与人生的某种追求。
先说“转”。八十年代中国军队“百万大裁军”,我首当其冲地成为光荣的百万分之一。刚当兵的时候,我是何等的踌躇满志,从炮兵的装填手做起,继而代理连队副政治指导员,后调入军机关任干事直至副处,可谓风雨军营十八年,一试身手日中天。不料因为身体的原因,不适合再在部队服役了,转业就成为我的唯一选择。转到何处去呢?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决意还是回到我的专业,回到我从小就喜欢的、在部队的戎马倥偬中也不曾洗手的文学领地,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我的这个愿望,很快便实现了。在友人的推介下,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做了诗歌编辑。
职业的转换带来了角色的变化:由一个军人变成了老百姓;“副处”的帽子摘掉了,变成了平民;从一个业余作者变成了专业编辑。这一切,似乎有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显得十分自然,一点儿也不感到突兀。我本来就不是当将军的料,更缺乏做官的素质。到出版社,编诗之余,再写点小诗,整天跟作者、编辑、诗人、作家打交道,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如同鱼儿回到了水里,燕子飞到了天空。无怪乎一个朋友来信说,你又回到了文人堆里,正逢其时。他的意思不外是,到出版社工作,对我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又赶上新时期这个文学的春天,可以展翅飞翔了。
朋友说的是实话。然而对于我来说,在诗歌创作上有所突破,哪怕突破一点点,谈何容易!更别说什么飞翔了。我是从民歌写作开始的,遵循民歌加古典、大体押韵的路子一路走来,到了部队以后,又学了李瑛体,追求一种精致的富有激情和明白晓畅的唯美风格。进入八十年代,诗坛风云突变,现代主义、朦胧诗大行其道,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有了观念与形式的新旧之分。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传统,改变观念,吸纳诗坛新风,做到与时俱进,不仅是我诗歌创作的应解之题,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有些“文革”前的老作者,不懂得文艺应为时而作的道理,落伍了。我不能。我不能抱残守缺。我要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的自己,又不同于别人的新路。这个探索大约用了六年。1984年,我试着写了一组不押韵、不用标点符号、形式别致的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诗,在林希先生的力荐下,得以在《诗刊》“青春诗会”专栏发表。由此我深深体会到探索的艰难和探索的喜悦。探索是什么?探索就是在自己不熟悉的路上勇敢地跋涉。到了出版社,视野开阔了,诗域拓展了,我能够由“转”而“腾”——展翅飞翔吗?我不知道。但我充满信心。
这就该说说“腾”了。出版社的工作与部队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是时间宽裕了,更有利于写作;认识的同行多了,更有利于发表;读的书广而泛,更容易汲取智慧;走遍万里山河,更容易激发灵感。我不想荒芜这优越的机遇和大好的时光,我的写作欲望也如泉水涌流,几乎每天在编稿之余,都伏案写作,有时一两句,有时三五行,也有那样的时候,落笔成篇,当然是短诗。写完即寄。昨日一点两点雨,明朝三朵五朵花。如此日积月累,广种广收,几年间竟成“著名”诗人。我有时感到好笑,参加某诗会,介绍“著名”诗人颜某某时,就听见坐在我旁边的人窃窃低语:“我怎么不知道?”“著名”用滥了,连我这个刚刚“转腾”的人也忝列其间,可见其滥的程度。名之不著,实不副也。但八十年代确实是我诗歌写作的“井喷”期。有歌颂的,有揭露的,有个人情感的抒发,有人民心声的表达。我在歌颂的时候,我是在掩盖丑恶;我在揭露的时候,我是在期待美好;我写人生与爱情,我是在袒露胸襟;我遣愤怒上笔端,我是在为民请命。我的诗有些味道了。我的诗集《五片枫叶》里的大部分作品即作于此时,只是力作太少罢了。
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打捞记忆,也有着肯定和自我欣赏的成分。诗是最纯洁、最高层次的文学样式。如果把它比作“冰轮”,那么,在八十年代商海汹涌,人人争着下海的时候,我选择了它,并给了它“转腾”的力量,我觉得自己也变得纯洁和高尚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一心只向百花舟。“冰轮”在辽阔的天空。携着“冰轮”上路,前方是一片朝霞,没有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