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庵寺现存的明万历年重修碑。

　　-元南公园，古运粮河流经处。

　　-普庵寺石佛局部。(莲花座为后配)

　　-在元南公园北侧复建的普庵寺。

　　-元村新居华夏家园。

　　元村：

　　说“仓圆”道“蔡元”

　　元村位于市中心偏南，东临新范村，西临彭村，北至元北路以北，南至建胜路以北。上世纪90年代村民“农转非”时，登记有2400多人。从1998年起，经过五年三期的改造，旧村已基本变为楼房。

　　元村原名“圆村”，此名字因何而来，说法不一。据《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村内原普庵寺唐代石碑上有“圆村普庵寺”字样，后人为书写方便，依谐音改为“元村”。村里现存普庵寺遗物——明代石雕佛像一尊，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在村南曾有清代泉州游击、台湾参将王荣遴墓。该村原属获鹿县，1941年划入市郊，现归属桥东区。

　　□文/图本报记者安春华

　　“圆村”“圆仓”不可考

　　运粮河上早无船

　　新元村与旧元村位置略有不同。据王文忠、张存柱、蔡凤梅、蔡春秀、蔡凤敏等老人回忆，旧元村基本上以东风路为中心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经过改造的新元村向南延伸，到了建胜路以北。现在的元村简单来说由三部分组成：东风路北边的华夏家园A区、东风路南边的华夏家园B区、建胜路北侧的元南小区，都是元村人的新居。

　　东风路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修的一条路，它穿旧村中心而过，其南侧便道，是旧村东西向主街复兴街所在的位置。老人们记得，旧元村从北向南，共有五条东西向街道：后街(也叫三民街)、仁义街、忠厚街、复兴街、前街(也叫胜利街)，另有一条不太直的南北向小街将这五条街道“串”起来。复兴街俗称“楼街”，因街中心有全村唯一一座楼而得名。那小楼青砖灰瓦，本是一座庙，废弃后成为村里的公共场所。旧村改造后，老街道消失，只有后街基本保留，就是现在的元北路。

　　元村之名因何而来？老人们都说不清。《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因村落呈圆形，故名。但蔡凤敏分明记得，元村并不圆，而是南北长、东西窄，呈不规则长方形。张存柱等老人依稀记得，听上辈人说，元村濒临古运粮河，朝廷在此设有粮仓，看粮仓的几户繁衍下来，成为村落。因粮仓呈圆形，故名圆村，后谐音变为元村。

　　究竟哪种说法对，现在已经无法查考。但古运粮河从村南流过，这是确定的。许多老人都有记忆，这条河从西北流向东南，经今天的元南公园、元南小区流至塔冢村北。河道足有五六十米宽，但很早就废弃断流，种上了粮食。古时传说此运粮河是“铜帮铁底”不漏水，改革开放以后在这盖楼挖地基时，村民发现，古人所言果然不虚：原来河道内土质出奇得好，与一般河道由沙土构成不同，此河道为不易渗水的胶泥土，下挖十几米以后才见细沙。另外，这一带挖出了许多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僵僵石”(方言音)，比石头软、比土硬，可用做鱼缸内的盆景，这种石头常见于河道，也是此地曾经有河的见证。根据塔冢村人张家文的考证，这条运粮河是盛唐时获鹿境内大唐渠向东南开挖的延长段。后来，依河道地势修建了西明渠，再后来，西明渠改造为东去的民心河。

　　那么，依河而建的元村，是否盛唐时已出现？无独有偶，《石家庄市地名志》中记载，村内原普庵寺有一唐代石碑，上书“圆村普庵寺”字样。由此可知，元村应在唐代就有。只是那块石碑早已没了，经历明初大移民，迁来的人们以为元村是移民始建。相传蔡家两兄弟来的最早，所以村子初名“蔡元村”，后其他姓氏陆续迁来，渐渐把蔡字略去。今天蔡姓依然是村里第一大姓，占六成。村里原有一块明万历年的《蔡公夫妇墓志铭》，记载着元村蔡氏自宋至明三次迁徙的情况，对研究当地氏族发展有参考价值，但这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点将台下见遗物

　　普庵寺内留古佛

　　在古运粮河南岸、今天的香榭苑小区位置，曾有一大土台，有媒体报道说，这是“穆桂英战洪州(据资料记载应为恒州)时的点将台。”不过，对于穆桂英这个存在于戏曲、小说及电影中的人物，今天多数人认为她是不存在的。网上查知，已故的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早已就此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并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故事。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因宋真宗迷信道教，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总之，历史上并没有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应该都是演义。

　　既然穆桂英本人都是传说，那么元村的穆桂英点将台就更是传说中的传说了。运粮河边的大土台实为古墓群，村民俗称其“老坟坡子”。王文忠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期，曾在那里挖出十来个由大青砖砌成的圆顶穹隆墓(此类墓一般认为是金元时期的遗物)，从墓中挖出陶罐、铜碗等物品以及大量铜钱。村民拆下青砖垒了猪圈，铜钱等物品因为嫌是死人用的，避讳，都扔掉了。

　　元村留到今天的唯一古物，是普庵寺石佛和一通石碑。走到元南公园大门北侧，高楼大厦下一座小小的古式院落，就是1994年由元村老年协会牵头、元村及新范村等上千人集资复建的普庵寺。普庵寺原址在今天元北路小学那里，民国时期拆寺兴学，石佛先是扔在学校东墙跟，后拉至大队牲口圈，1994年普庵寺复建后移至现址安放。元村居民蔡顺海老人带记者来到这里，推开院门，一眼就能看到一通高大的石碑立在墙边，这是明万历四十二年所刻普庵寺重修碑。传说普庵寺石碑有一大两小，均为赑屃驮碑，今天这通石碑连赑屃底座高达3米，是大的还是小的，因另外两通找不到了，所以说不清。

　　石碑旁边，座北朝南并不高大的一间仿古式房屋，是正殿，石佛端坐正殿中间，每逢初一十五接受信众膜拜。这是一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像，坐姿身高1.8米有余，肩宽一米左右，坐于莲花瓣上，左手横放在右脚上，右手搭在右膝上，身披袈裟，姿态丰满，眉如弯月，面目慈祥。根据1994年重修普庵寺碑记，石佛是赵州名匠闫仲良于明嘉靖元年所刻。

　　直至今天，普庵寺依然保留着每逢四月初八过庙会的习俗，记者看到在正殿前边一个简陋的棚子下，有灶台、大铁锅、水缸、木柴等物，这些在繁华市区基本绝迹的物件，都是过庙时用的。

　　传奇“财人”蔡知县

　　怀远大将王荣遴

　　元村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财人”蔡知县，另一位是清代怀远大将军王荣遴。因为蔡知县的传说远比王荣遴要早，所以其原型是谁，现在连90多岁的老人也说不清了。相传他是本村一位财主，曾救济过百姓，又帮助过朝廷，所以留下了名声，人们将其演义为“财神”托生。因他为朝廷放赈粮有功，朝廷赐官，他不愿做，皇上为奖其功，封他为不出门的知县，并赐红棍(执法刑杖)一根，无论任何品级的文官武将，只要经由获鹿县，必须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到其府上晋谒，否则触怒于他，打死勿论。

　　传说蔡知县在闲暇无聊时，常带家丁捧着银子到运粮河边玩，把银子抛向河里，银子总是能变成燕子飞回来。传说其家财丰厚，用之不尽，就连地里的粪也是一样。但是他死后，子孙不肖，为弄清楚粪肥为什么天天运走了第二天又原样不见少，夜以继日连续运挖，最终挖了一个约十平方丈的大坑，在坑底发现一庞然大物，形状似龟，约有一间房子大，据说这是“粪公”，因连续出粪给累死了。

　　蔡知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人物，王荣遴不同。他的生平记录在光绪版《正定县志》中。王荣遴，生年不祥，卒于1696年，字舒宇，正定县牛家庄人，娶元村蔡氏为妻。石家庄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勇考证说，王荣遴祖上是真定东门里王氏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明代迁居真定，明中叶以后进入仕宦之家。因此后来王氏家族的辈份按照“祖肇太原，荣发正定，世荫观海，文武昌盛”排辈，以昭彰王家历史。元村王文忠称，本村王氏也是王荣遴的后代，他就是“文”字辈后人。

　　据梁勇考证，王荣遴早年因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功，升赣州都司，在任十五年升泉州游击、台湾参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任上，死后谥怀宁侯、怀远大将军。台湾军民曾为之塑像以祭。灵柩葬于元村村南。

　　既然台湾军民曾为之塑像，是否此人有过值得后世颂扬的事迹？但无论从元村、正定县史志办还是从网上，都找不到比上述梁勇所说更多的记录。元村村民只知道此人生前荣耀，皇上曾赐他六根旗杆，每根长约十米，运回元村分别立在关帝庙、送子老母庙前，据说在运载过程中，旗杆长而粗，逢村过镇不便拐弯的地方，即倚仗圣旨下令拆除，任何人不能抗争，否则以抗旨论罪。

　　按说王荣遴老家在正定，死后不该葬在元村岳丈家。但王文忠说，王荣遴确实“明着葬在这儿”，过去王家官坟在元村尽人皆知，它就在今天槐安路与大经街交叉口，许多老人见过王荣遴墓碑和青石供桌等物。但这些已毁于上世纪“破四旧”。大约2004或2005年，开发此地时，王文忠在工地上找了三天，发现了一座古墓，但里边没有尸骨。由于现场很乱，看不出墓的大小，墓里有点东西，也看不出是什么。现在推断可能王荣遴官做的大，死后怕受盗墓之扰，明葬元村，实葬他处。

　　工运失利救彭真

　　混入敌营偷绘图

　　元村村民很早就参加革命。今年74岁的元村人蔡玉忠说，他的大伯蔡黑子(大名蔡贵香)、父亲蔡雷子都搞过地下工作。上世纪20年代，蔡黑子在大兴纱厂上班，跟着彭真(化名傅茂公)搞工人运动。工运失利后，他们遭到军阀残酷镇压，被包围在大兴纱厂小北楼里，蔡黑子等几位工人骨干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彭真背下楼，转移到孙村梁家，又安全转移到藁城。后来，蔡黑子被派往西安搞工运，失利被捕，被地下党员保出来回到家，第二年即因急性肝炎去世。石家庄解放后，彭真曾和聂荣臻一起来元村找过蔡黑子，但人已经没了。

　　蔡黑子的弟弟蔡雷子于1945年左右成为党的“地下交通员”，参与过送情报、送电台、营救被捕同志等任务。石家庄一解放，他就被派到第三区工作，还当过赵陵铺镇镇长。

　　日军侵占石家庄时期，在元村村北、今天的华夏家园A区北墙外，建造过衣粮厂。顾名思义，衣粮厂是日军生产军衣和储存粮食的地方，它占用休门、彭村、元村三个村的地建成，因紧临元村，所以常向元村“派夫”，即强迫村里出人到衣粮厂当劳工。劳工进去以后，挖工事、修仓库、做军衣，干各种杂活，累死病死就用板车拉出来把尸体往村边一倒。张存柱的爷爷就当过劳工，每顿饭只给一个高梁饼子、一碗稀得像水的米汤。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聪明的存柱爷爷在与推尸体的人(也是劳工)混熟后，装死躺在尸体车里运出来，才得逃生。

　　存柱爷爷出来后再也不想回那“人间地狱”，而存柱爹张田珍却在派夫时主动要求去衣粮厂当劳工。那时1945年春，日军大势已去，为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八路军发展了张田珍等五人，交给他们画衣粮厂地形图的任务。张田珍趁衣粮厂向村里要短期劳工的时机，混进厂内，悄悄在心里记录那些工事建筑的位置。他们五人中有一位休门村地下党员，太着急并且太大意了，在厂里就画图纸，结果被日本兵发现，当场枪杀。张田珍等四人出来后，凭记忆把图画到纸上，经振头一位地下党员介绍，送至玉村地下党员手里，又从那里换人送至鹿泉山尹村，胜利完成任务。从那时起，几人正式入党。

　　几乎同一时期，张田珍还帮八路军往市外运焦炭。作为炼钢炼铁，造枪炮、手榴弹的必需物资，日军控制石家庄时，严禁焦化厂生产的焦炭出市。于是张田珍等人扮作赶集的农夫，先拉一车农产品进市，卖了之后装上焦炭，过哨卡时坚称焦炭是拉回家自己用的，这样得以混过哨卡，运至栾城八路军的军工厂。在元村，像张田珍这样搞过地下工作的还有好几位，他们是：王洛魁、王文斌、蔡香瑞、蔡祥云等，现在都已过世。

　　城市肇起发展早

　　依托新城商业兴

　　解放前元村属于中等规模村庄，村民富裕程度一般。但村里也有不少商铺，在旧元村五条东西向街道中，最北边的后街也就是现在的元北路，商铺最多，解放前有和兴煤栈，有烧饼、果子、麻团铺，有卷子(戗面馒头)铺，有点心铺，有土产铺，还有煎饼扒糕铺等等。楼街虽然是村子主街，但只在过集时(元村集以楼街小楼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比后街热闹。为什么非主要街道反比主街更热闹呢？解放前家里在村开店多年的蔡庆祥说，因为后街离市中心更近。以火车站为中心的新城迅速崛起后，首批城市化的村子是石家庄、休门、姚栗村、任栗村四个，第二批城市化辐射到的村庄，就是元村、彭村、东里村、袁家营、范谈村、范村等。当时，元村后街与彭村前街相连，向西顺京广铁路北去可到民生街，穿过地洞可到火车站，向东绕过南兵营可到休门，直向东直走可到槐底，在当时来说是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业发展较早，部分外地人来村租房开商铺。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平安大街等新街道相继形成，解放后道路更是四通八达，元村后街的优势不复存在，主要门市又集中到楼街，大队部、卫生站、供销社等职能部门也都设在楼街，楼街重新成为村商业中心。

　　北距火车站仅两三公里、位于一环以内，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元村在改革开放之后，商业也始终较为发达。今天东风路上的华夏服装街、槐安路北侧的诸多高档饭店、平安大街与槐安路交叉口的灯饰城等，都是元村村集体的产业。这一带以村集团公司名字“华夏”命名的商业设施很多，打造出了一个“华夏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