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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蔷
每天面对处于困惑中的孩子,23岁的社工李涵仿佛也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她在青春成长期也曾遭遇过困惑和迷失,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直到上初二那年,李涵发现自己的一批“发小”都忽然消失了。“判刑的判刑、劝退的劝退。”对李涵来说,那是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
自此,李涵开始反思自己和伙伴们的过去。她说自己也有痞的特质,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良知,没有加入“发小”们的犯罪,但就是这种良知,让她躲过了人生更大的迷途。此后李涵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努力学习,并考上了大学。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积极向上?”李涵请大学老师帮她分析过,老师认为,可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支持,而你可能恰恰更希望得到正向的支持。”
而李涵从事司法社工的工作后,她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需要接受正向的支持。
李涵不止一次地问那些犯错的孩子:你是更喜欢打群架打赢了的成就感,还是更喜欢父母夸你的成就感?“结果,每个孩子都说更喜欢父母的肯定。”
李涵说:“有的孩子之所以喜欢负面支持,是因为他从没有过正向支持,他也因此无法得到正向支持带给他的成就感和存在感。我们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引导他们,教会他们理解和接受正向的支持,并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给予他们温暖、支持和指引。”
再次走进看守所他全身颤抖
大学生高晨(化名)因为参与打架,面临着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指控。李涵刚见到他时,感觉这是一个“很难驾驭的案主”。“他喜欢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张狂自信,自身优势很多,人脉资源也很广。”
经过司法社工的多次帮教后,高晨逐渐意识到自身在控制情绪方面的不足,并学到了如何正确释放自己压力的方法。
检察院经过考查后决定对高晨以不起诉处理。高晨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他一再地向李涵表示感激,并表示愿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其他孩子。
于是,李涵带着高晨以志愿者的身份又去了一趟看守所。“我特别希望有一批志愿者是案主组成的,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感化‘号子’里的孩子。”李涵说。
然而,高晨一进看守所大门,全身就开始哆嗦,他又想起了痛苦的过去,脑中闪现的都是自己刚进号子时那种冰冷的感觉。在整整歇了20分钟后,他才缓过来,站起身对李涵说:“我觉得这回自己真能跨过去了……”这句话意味着,虽然那件事在高晨心中仍残留着阴影,但他能够坦然正视自己的过去。
高晨做起了少年司法社工志愿者,他在帮教孩子时会介绍自己:“哥们儿我也是从这儿出去的”。他能够说一些在李涵看来“很俗但很有教育意义”的话:“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外边逞了半天强,都白搭,最后谁蹲在‘板儿’上(指关进看守所),谁知道谁输了。”
“他说的话,比我们讲要管用。”李涵说,目前高晨已经顺利地从大学毕业,工作状态也很好。“我们坚信,只要你能够正确面对,即使判了10年,将来出来也是有价值的人,因为你想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吃了这个亏,跟头摔在哪儿了。但如果你没想明白这件事,即使轻易地被放了,也起不到好效果。”李涵总结道。
抢劫只为引起妈妈的注意
2009年6月,15岁少年陈钢(化名)伙同另一男孩因抢劫而被抓获。而他之所以抢劫,除了因为缺钱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用这种方式报复妈妈,引起妈妈的注意。
陈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自小跟随父亲生活,父亲对他很好。后来父亲再婚,父亲又把他送到了生母那里。陈钢的妈妈经济条件不好,加之二人因长期分开生活,互相不适应,经常发生矛盾。
每次和妈妈吵架后,妈妈就赌气不给他做饭,也不给他零花钱,他只好一次次地离家出走,向同学借钱买饭吃,夜里住在网吧。但陈钢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妈妈对他很好,那是他和别人打架被警察抓到,妈妈很伤心。那次给了陈钢一个错觉:“我犯了错误,妈妈会关心我”。
案发前,陈钢又和母亲大吵一架并离家出走,因为身上的钱丢了,他萌生了抢劫的念头。
李涵认为,在陈钢抢劫的背后,实际是因为他的家庭出了问题,母子俩没能建立起顺畅的沟通关系。她约见了陈钢的妈妈。陈妈妈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儿子的心声,她流下了眼泪,承认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沟通存在问题。
此后李涵多次和陈钢的妈妈见面谈话,与她交流母亲对于孩子的重要意义,如何才能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等。陈钢对家庭和父母的关系也有了认识和反省,逐渐懂得如何体谅和理解父母。经过长达3个月的沟通,母子的关系渐渐恢复了融洽。
在母亲节那天,陈钢用与好友一起出去搬水挣来的钱,为母亲买了鲜花和水果庆贺节日。后来陈钢被检察院批准不起诉,也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陈钢的妈妈对李涵他们感激不尽,每到过节都会发短信前来问候。 J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