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心理基本涵盖了多数围观者对“全城寻车”事件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兼有这两种心理。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心态。

　　当地警方，特别是网友乃至全国网友之所以如此重视一起丢车案，除了多数人确实深感于日常容易丢自行车这一顽症之外，还与在意外界对自身的评价有关，担心负面评价有可能损伤自身形象。在我们的观念里，国家、城市、个人的形象是高度统一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武汉市民担心河源啓一郎给武汉一个负面评价，其他国人则担心外国人给中国整体治安一个负面评价，二者在逻辑上是共通的。“全城寻车”这事，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历来非常看重的集体荣誉感，这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是促使我们解决问题、追赶时代潮流、力争上游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折射了我们仍然容易对外界评价表现出“过敏反应”，从而做出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来。

　　不是说我们不用在乎外人的评价，而是说我们也不必太过敏感，办事不必太过“出格”，要一视同仁，依法依理依情办事；不是说外国友人丢东西我们不该重视，而是，同胞丢东西、碰到治安问题也需要如此重视，尽快解决；不是说河源啓一郎自行车“神速”找到了，就能来个“咸鱼大翻身”，证明我们办事效率有多高、社会治安有多好、国民素质有多高。毕竟，治安环境的改善，国民素质的提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功夫还得下在平时，不是靠一两件事“突击”就能完成。就像丢自行车这事，在我们很多城市是久治不愈、让市民烦恼的顽疾，如果平时整治得好，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地“全城寻车”了。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然强在她的国民都能够自信而从容地应对公共事务，也必然强在它的政府机构能够对所有外宾和国民一视同仁。当然，说到底，要做到这些，还得有赖于我们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日常的事做好，让国力更强，让治安更好，让国民素质更高。(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