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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冯骥才委员。本报记者杨晋峰摄
本报记者席锋宇
著名作家、画家、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当这一系列头衔集中在身高1米92的冯骥才委员身上,你不想仰视他都不行。
2009年,他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脚步。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实施。但是,冯骥才关注的目光依然盯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因为这项工作还有许多地方要加强,要改进。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对于非遗,他从不吝啬付出,也从不回避任何问题,更不怕说真话得罪人。
“申”遗改“审”遗强化监督
十年前在河南开封朱仙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把木版年画普查作为龙头项目,开启了历史上空前的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地毯式普查。参与其中的冯骥才十年后依然难掩喜悦之情。
“这十年,我们完成木版年画这一项中国重大文化与艺术遗产的全面普查、记录与整理,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还协助政府,将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存,一项项整理好,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非遗,都进入了政府保护的视野。”
冯骥才认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刚刚开始。
“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但是,让这位非遗专家失望的现状是,进入名录之后就没人管了,甚至是打着保护的旗号乱开发。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当地政绩驱动而开始,因此进入名录之后如何开发实现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冯骥才说,“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
从表现形式看,冯骥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和“不可进入市场的”两部分。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双赢。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到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涵。
这次全国两会期间,他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将“申”遗改成“审”遗。
“我们有多少的遗产已经变味不再是遗产了。必须对文化遗产认真负责。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重视申遗成功后的回头看,一定要严把审查关,加强监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
遵循民间文化内在规律
冯骥才说,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国家的认同。但在现实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
“很多时候,发展文化的模式就和发展经济一样,盲目追求利益,一味追求产业化。有些‘非遗’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但是,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像皮影这项‘非遗’项目,一旦用机器压制大批量生产,就失去它作为文化遗产的最本质的特性。”
冯骥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存在于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一种文化生命。
“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间文化的内在规律,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
冯骥才再次和记者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政府文化部门应严格执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规定了政府是非物质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可是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部门有多少人又仔细看过这部法律?”冯骥才的反问,是因为他发现政府文化部门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冯骥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延伸一点就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这需要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最高的境界是全民自觉。当然这其中也需要政府的管理。但是,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文化价值观不对,使得这种文化自觉难以深入人心。在实践中,法律的执行力就打了折扣。
他建议,政府的文化部门应严格执法。各级政府要树立起非遗保护的法律意识。要对非物质遗产保护法设立的主要制度进行细化,增强其操作性和有效性,解决目前存在的“重申遗,轻保护”等各类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