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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劳干早年毕业后,进入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1949年,劳干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因病去世后,他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书中看到一张便条,是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便条的内容,是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劳干,劳干看了这张便条后,感慨万分,因为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与陈寅恪交往多年,陈寅恪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寅恪曾经默默地帮助过自己,他因此对陈寅恪更加充满了敬意。
历史学家王永兴教授是陈寅恪的弟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清华大学任讲师,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有一天,王永兴教授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梅校长为王永兴解决住房问题:“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王永兴拜读罢这封信后,“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从来没有向王永兴说过,后来,王永兴写了《种花留与后来人》一文,表达了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不求回报地暗中助人则更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的两张便条,使其人格修为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诠释了“大师”两个字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