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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长江路
○1958年合肥拱辰桥
□郭道学/文
“两头黑”
我小时候,爸爸为办喜事,仲秋的某天,要去一趟合肥。记得那还是合肥沦陷前。
他用了三天时间——头一天鸡叫起,吃饱干饭,带上炕麦糆粑粑,挑着适量担子,蹬着脚步,从家出发,开始丈量羊肠小道。爸爸回来说,路经聚星街、张老圩、周新街、十八里大井(离合肥18华里而得名),天黑定,才跨入大西门……次日,挑着要卖的东西,跑遍前大街、后大街、城隍庙,都是举腿步行,因为一是口袋钱少,二是交通不便。要是累得慌,或者抢时间,才坐一次人力黄包车……第三天请早,从合肥返回,摸黑到家,叫“两头黑”,一天走了100多里路,比今天的“进京”还费时间!
我长大了,因慢性胃病和贫困的双重威协,为生存,我首次步着父亲的后尘,徒步上了趟合肥——
那是1958年深秋,为生活所迫,带病陪妻步走30华里,到达官亭。在此候两小时,坐上一部驶程90华里的开往合肥的客车,来到从未往来过、仅认识的妻族姐家——北油坊巷。
是时,太阳已落山。妻与其很冷漠的族姐,有气无力地说帮工谋生的事。一会儿,主人用钢精锅端来稀饭,我和妻一人喝了一小碗。眼望小锅的同时,主人说没有了;我像孩子一样怯懦地将碗筷轻轻放下,小声说谢谢。接着,族姐说没地方住,妻耍无赖,“热粘皮”地留下,而我走了。
“就要熄灯了”
天色已黑,合肥老城区黄且淡的电灯光散满了路面。出大西门,夜色中的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像座孤岛,静静地沉睡着。我当时举目无亲,口袋装二角钱,何去何留?一片茫然!在极端为难中,脑袋里现出一星亮点——有一同学考在大蜀山林校,产生到他学校借宿一晚的念头。可是,开往大铺头的公交车已下班了。目睹两条并排马路,像两条栗色的宽带子,伸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两边是望不到边的、已收割完庄稼的黑漆漆的田野,间或有少数泛白色的池塘和水田,远处几个零散的村落黑影。
路旁边既没有卖吃的,又没有卖喝的,一个多小时前喝的一小碗稀饭,在肚拐里早没有了。装着二角钱,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在马路上。眼观黑蒙蒙的旷野,遇上几个路人,无声擦身而过,几乎没有车辆来回行驶。
终于到了大铺头。有名的大铺头,仅三间稻草矮屋,一家小饭店,里面亮着一盏煤油台罩灯,一男一女在忙什么。软瘫瘫的我,眼望黑幕一样的大蜀山,想:进林校,必须要穿过烈士陵园,心里浮生恐惧,情不自禁地往饭店廊檐的地上一坐,巧遇一把稻草,随即一歪而卧。小饭店的男人见走廊睡人,大声呵叱,拳脚交加……我像注射兴奋剂一样,一骨碌爬起来,失去思维和理智,一阵风窜到同学的寝室。同学正躺在双人床上,见到我,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再有10分钟就要熄灯了……”
翌日,从林校吃罢早饭,草鞋毁了,赤脚沿合六石子公路,艰难地步行120华里,深夜才赶回家。
犹如串门子
今年春,坐上儿子开的私家小车,路经大铺头,回家祭祖。我极目搜寻50年前那个三间茅屋的小饭店,还有那位拳脚对我的男人,当然再也找不回踪影了。我伴随着合肥成长——昔日的“瘦长”,今天的“肥壮”,悲喜融为一体,我热泪盈眶……
眼下,合肥与我家一线两点,像两个相邻的村庄,要去合肥,出门拦个车(私家车更方便)可直达,或乘“村村通”到山南转一下车,一个多小时即到城里。市里有的士、公交,任你随心所欲前往任何一个角落……返程只要一两个小时,又回到家。一日能跑几趟,犹如串趟门子。
卖“半个”老婆
世间上众生百态无奇不有——
60多年前,我故乡有个大烟鬼子——绰号:叫天子(因发音似鸟而得名),与我同姓不同宗,老表。待招(理发员,剃头匠)。当年在刘老圩给圩子人做专业剃头匠。自古道:近红则赤,近墨则黑。旧社会有钱人吸大烟甚多,“叫天子”也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他卖手艺,收入微薄,远远不能满足烟瘾的开销。左思右想,开始在老婆李氏身上打主意:大烟收上瘾,辫子(清朝男人留辫子)结成饼,老婆跟人睡,看见不要紧。只要给银钱,大烟过过瘾。“遵循”这个理念,他决定卖掉“半个”老婆。
一天晚上,他把想法告知了李氏。对她说:恋她,爱她,心痛她。可就是大烟瘾这“恶鬼”缠他照(受)不住。无奈,只好把她卖掉“半个”,自己还留“半个”,藕断丝不断。在那封建社会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社会里,李氏无法,恸哭流涕,怨天喊地地,忍辱适从……
李氏像下辈赡养上人一样,轮流转着方式过日子,除了“两家”洗衣,做繁琐家务,就是两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李氏整天以泪洗面,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度日。最后,积郁成疾,一命呜呼!“叫天子”幼小的儿子,因失去妈妈的管教,无所事事,顽皮之极。一天在水边嬉戏,不慎失脚,溺亡。
解放后,形势逼着“叫天子”戒了大烟,以“待招”手艺糊口度日。最终落脚于小集体,我们生产队给予其“五保”待遇,直至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