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几个简单的公车站他记得,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9)
亮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