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史红帅

　　编者按

　　现存西安城墙在明初(1370年)修建后，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维修，其中大规模的维修有三次，每次相隔约200年，即明代隆庆年间、清代乾隆年间和1983年(本栏目曾做过报道)。本报特约陕师大史红帅博士，对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城墙的第二次大修做一番钩沉，以期推进西安城墙建修史的探讨，也为当前西安恢复城墙历史风貌、城墙遗址保护等提供历史镜鉴。

　　在清代，西安城墙经历过十余次重要维修，其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年(1786)的工程规模最为浩大，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由此奠定了西安城在清中后期直至近代的多次战争中未曾失守的城防基础。然而，这次明清西安城市史上最为重要的城墙维修工程在清代以迄民国的陕西史志中记载寥寥，难以一窥城工全貌。笔者在对清代奏折档案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力图复原这次大规模城墙维修工程的诸多细节。

　　陕西巡抚毕沅

　　提出城墙维修动议

　　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并非一次孤立的城建事件，而是与当时陕西及至全国城池维修热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前期朝廷对各地城池维修十分重视，要求地方督抚官员及时修补倒坏城垣，并将城垣维修纳入官员考核奖惩体系之中。西安作为西部最大的区域中心城市和绾系西北安危的军政重镇，陕西官府在清前期对其城墙进行过数次小规模的维修，工程往往选择在农闲时节进行，有时还采取“以工代赈”的措施，招募各地由于歉收而影响生计的灾民参与城工，以此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反映出包括城墙维修在内的城市建设工程在稳定城乡社会、救荒赈灾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由于清前期的维修工程规模较小，西安城墙因风吹雨淋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毁损状况逐渐加剧。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陕西巡抚毕沅奏报西安城墙状况称，“现今城楼、堞楼等项风雨飘摇，木植渐多朽腐，砖瓦亦多鹻酥。其城身则外砖内土，雨水浸渗，渐多鼓裂，亦有鹻卸剥落之处”，担心“若不早为修补，恐历时愈久，需费愈多”，这一奏议可视为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大修工程的最早动议。

　　从城市防御角度而言，乾隆四十二年毕沅上奏时，距乾隆二十八年(1763)城墙维修工程已过去了14年之久，西安城墙城身、城楼、卡房、官厅等倾圮、损毁严重，不仅无法满足城市防御需要，而且若不及早维修，日后一旦倒塌，维修代价势必更高。因而，倾圮损毁的严重状况是城墙亟待维修的主要原因；从城市地位而言，清前期的西安城以“遥控陇蜀，近联豫晋，四塞河山”的重要地理位置，被誉为“西陲重镇，新疆孔道，蜀省通衢”，但城墙“倾卸迨半”，这种破落的城市景象自然难以与汉唐故都和西北重镇的地位相匹配，因而从乾隆皇帝到陕西地方官员都逐渐形成了西安城墙“非大加兴作，不足以外壮观瞻，内资守御”的共识，也就加快了城墙大修的进程；从社会状况而言，毕沅担任陕西巡抚期间，关中城乡社会较为安定、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百姓民力可用，正是适合开展城墙维修工程的有利时机，关中区域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为西安城墙大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沅会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对西安城墙状况进行了“细勘”。四十五年(1780)三月，毕沅前往苏州觐见乾隆皇帝，进一步陈奏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情况，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允准。但由于四十六年春季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朝廷派各地大军“会剿”，其中包括当年春季从西安征调1600名满洲兵前往参战，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延缓了西安城墙维修工程的开始。待甘肃战事稳定后，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毕沅首次明确以《奏修西安城墙事》为题具奏乾隆皇帝，详细禀明了西安城墙亟待维修的状况，正式请求修葺西安城墙，由此开启了大修工程的序幕。从乾隆四十六年底开始，陕西官府开展了一系列查勘估算、拣选督工官员、成立城工总局、工匠招募、储备粮食、工料采买等筹备活动，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乾隆四十九年初。

　　勘查城墙倾圮状况

　　估算工程造价

　　毕沅等人在乾隆四十六年之前虽已对城墙破损状况进行过初步勘察，发现“城楼、堞楼等项风雨飘摇，木植渐多朽腐，砖瓦亦多鹻酥”等问题，但这仅属于对城墙现状的描述，并未提出工程解决方案与经费预算，尚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勘估”。乾隆四十六年，毕沅奏请朝廷派遣工部官员从专业角度勘估西安城工。时值颇富盛名的“熟谙工程大臣”工部侍郎德成正在勘估兰州城垣，乾隆皇帝命其从兰州返京时，留驻西安勘估城工。德成长期任职工部，城建经验丰富，先后在北京、兰州、成都、沈阳、潼关等城池建修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德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兰州启程，十二月初六日抵达西安后，会同巡抚毕沅、布政使尚安、按察使永庆等逐段查勘城墙，发现五大类问题：(1)四门正楼、箭楼、炮楼都出现柱木歪斜沉陷，椽望糟朽脱落，大木多有损坏，墙垣臌闪、头停坍塌的情况；原本素土筑打的楼座地脚已变得松软不堪；木植也因历年久远已经沉陷走闪；(2)重檐构造的98座卡楼、4座角楼亦出现木植歪闪颓损，头停倾圮，墙垣大半坍倒的窘状；(3)外侧城身大量段落原砌砖块臌裂、沉陷，内侧城身夯土遭受雨水冲刷严重，坍陷厚度自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4)城顶原来铺墁城砖，但由于长期雨水浸淋、冲刷造成浪窝，“直透根底”的地方就多达一百余处；(5)其余城台墙身内外也多有臌闪、沉陷之处。

　　针对以上问题，德成建议西安城墙维修必须“全行拆卸，大加修理”。乾隆皇帝在批复中强调了两点：(1)西安城是汉唐故都所在，城垣维修“不得存惜费之见”，“即费数十万帑金亦不为过”；(2)西安城墙各项建筑规模、位置等“务从其旧，不可收小”。此后，资金“不惜费”、规模“从其旧”便成为城墙维修的两大基本原则，确保了西安大城城墙能够延续明初扩建以来城周近28里、占地约11.6平方公里的庞大规模。

　　德成、毕沅与工部员外郎蓬琳、督粮道图萨布等人对物料、工价、运脚银等进行审慎核算后，估计全部工程需银1566125两，其中物料银1474891两，匠夫工价、运脚等项银91233两。其中为城身外侧和顶部重新砌砖的开支占到了工费总额的近50%，而为城身内侧重新筑打墙身也占到了12.18%，表明此次工程的重点正在于加固内外墙身，提高城墙防御能力。

　　拣选督工官员

　　成立城工总局

　　在筹备事项中，拣选督工官员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以往史志和论著提及此项城工时均称“毕沅重修”，实际上，毕沅主持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固然功不可没，但这种“功归一人”的说法掩盖了继任多位巡抚和各级官员勤勉督工的史实，而具体施工更是依赖于数以万计外省的能工巧匠和本地的车马夫工。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陕西巡抚永保对参与城工的机构和官员进行了初步分工，由陕西布政司“总司其事”，按察司、督粮道、盐法道“协同稽察”，西安府知府“派令总催”。五月，毕沅进一步明确了由陕西布政使图萨布全面负责，西安知府和明与清军同知欧焕舒任“总理”之责。由陕西省和西安府主要官员主持城工，不仅有益于省、府各类事项的协调，也使西安城墙维修成为当时西安府和陕西省的头号工程。

　　由于西安城墙周长近28里，工程浩大，必须分段进行维修。具体的分段方法是以四门为界，将城墙分为东、西、南、北四段，每段选调两名知县承办，掌管经费开支、购置工料等相关事务。毕沅从关中各县遴选出八名知县赴西安督工，分别是咸宁知县郭履恒、长安知县高珺、渭南知县汪以诚、盩厔知县徐大文、郿县知县李带双、兴平知县王垂纪、旬邑知县庄炘、永寿知县许光基。八名督工知县选择城墙段落的具体方法在奏折中未见记载，但在同一时期由德成勘估的成都城墙维修工程中，城墙分作八段，由八名府县官员采取“阄定段落”的方式分段承修，以此推测，承修西安城墙的八名知县也可能采用了最为传统的分工形式——“抓阄”来确定各自工段，以示公平。督工知县不仅要在城工进行时认真督查，城工验收时也必须“亲身在工备查”，以切实负起“如有差误，自行赔付”的责任，明确的责权关系使督工官员在维修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疏忽。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城工进行期间以及完竣之后，上述督工知县多被擢拔为知府、同知，或调任重要地方担任知县。由此而言，大规模城市建设也成为检验地方官员能力、提拔官员品级的重要途径。

　　在拣选督工官员的同时，毕沅还抽调人员成立了城建管理机构——城工总局，负责采购工料、支放银两、管理账目、处理公文、保存钱粮册籍等工程档案，以免因头绪繁多而出现混乱。城工总局由时任咸宁知县顾声雷、富平知县张星文负责。作为协调城工各类事项的专门机构，城工总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墙维修的效率。

　　从后来的工程实践可以看出，督工官员的任用和城工总局的成立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经费使用也未出现挪用和贪污的情况，此次西安城工在很大程度上堪谓清代省会城市大规模维修的一个典范工程。

　　招募能工巧匠

　　储备大量口粮

　　由于这次西安城工规模远超此前历次维修，因而需要招募大量经验丰富的工匠，但陕西本地工匠并未完全掌握城墙维修的多项复杂技术。有鉴于此，毕沅奏请从直隶、山西等省招雇熟练工匠，以满足维修中对精细工艺的要求。车夫、马夫和杂工则从关中地区以公平价格雇用，这一做法也使西安城工得到本地百姓的广泛支持。目前虽尚未发现有关工匠人数的记载，但从明隆庆年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先后动用了约7600名军兵推测，此次西安城工先后招募的工匠、车夫、马夫、杂工等很有可能突破了10000人。

　　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各地工匠陆续抵达西安，需要的口粮也越来越多。毕沅考虑到在此后较长的工期中，倘若遇到市场上粮食较少或者青黄不接的年份，粮价无疑会大涨，而一旦工匠口粮不够用，就会影响工程进度，于是决定储备一定数量的工粮。当时正值西安、同州、凤翔、乾州等地粮食连年丰收，市粮充足，粮价较低，宜于大宗采买。西安和咸阳作为关中地区两大粮食交易中心，往年的粮食多通过渭河水道运出省外销售，但乾隆四十七年冬季，由于渭河结冰，外销粮食运输困难，而年底正是百姓需要用钱之际，出售粮食的民众很多，这为就近采买工粮提供了便利条件。毕沅建议动用部分城工银两，在附近市集购买小麦二三万石，运贮西安。一旦出现市粮稀少、青黄不接、粮价大涨的情况，就可将储备粮食仍以较低价格支放给工匠。这一未雨绸缪的合理建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毕沅储备工粮之举不仅稳定了关中地区的粮价，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民用、仓储实属两有裨益”，确保了不因可能发生的粮价上涨、粮食紧缺等问题而延缓工程进度。另外，以较低粮价大量收贮工粮，实际上也节省了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