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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佩甫。
记者:小说《生命册》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李佩甫:这个长篇对于我来说,写作时间不是太长,五六年前开始准备,真正写作时间也就是三年左右;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有一个长期思考的一个过程,又可以说我几乎用五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生命册》。我1999年写《羊的门》,2003年是《城的灯》,到2012年出版了《生命册》,三部书写了12年,这对我说好像是一个时间和认识的跨度,我个人认为,好像过程不能超越,如果没有这12年也写不出《生命册》这部长篇。
记者:这三部书为什么叫做“平原三部曲”而不是“中原三部曲”?
李佩甫:我老家是河南许昌的,豫东平原这块土地,大概有五六个县这么大,我非常喜欢这块地域,我热爱这块地域,但是我小说生活的平原已经不是现实平原,是虚拟出来的,是在脑海里发酵、浸泡,长期酝酿之后再现的平原,就是我生命中的平原,是小说中的平原,已经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平原,只能是文学当中的平原。
记者:这本书的封面,就是黄土地和一双应该是走进城市的脚,你为什么把书名定名为《生命册》?
李佩甫:这本书题册很有意思,当年我写了一本书叫《羊的门》,写了一年之后没有很确切的名字,书快写完的时候仍然没有想到一个好名字,进入了困境,有一天晚上,我翻圣经,发现了羊的门,我就用了这名字,后来写《城的灯》的时候就延续了圣经上的名字。
但是这个不是,我要写一个人的生命史、成长史,我写土壤和植物的关系,把人当植物来写,人不是一个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背后都是有背景的,我是写背景的,写关系的,所以这个人背后站着一群人,我是为了写好这个土地上的一群生命状态,所以我采用树状结构,分杈了,背景分出了很多人物,所以用了《生命册》,还是采用了三个字,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背后背着村子的人,因为他是孤儿,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孩子,所以他身后背着3600亩土地,背着三千双眼睛,所以是这样一个人,他走上社会的时候,身后是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所以《生命册》是从整个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考虑的。
《生命册》主要是写树的生长状态,就是把人作为植物来写,至于它有什么规律呢,因为《羊的门》写的是一个县长,背景也是土地,但是靠近了官场,因为写到背景的时候牵涉到方方面面,我没有想到写官场小说,我写的是生活,生活包含着一切内容——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记者:《生命册》中的骆驼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吴志恒则是一个不断思索的进城农民……
李佩甫:我上世纪80年代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专门写了一篇《金恶》。到21世纪之后,我发现我错了,我认为贫穷是万恶之源,尤其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童年假如在健康的,精神和物质相对健康的环境下长大,我认为他的心灵相对来说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童年是在备受屈辱,在精神极度贫困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心性先天就受到伤害,他是不那么健康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我在《生命册》中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因为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清晰自己,然后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然后他才能长成一棵大树。吴志恒是我所有作品里面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他在诉说,是他在自省,是在写出了自己五十年的心灵史。他有很强大的内心和自省意识,所以他避过了很多的陷阱,很多有可能使他走向覆灭的时刻,他是一个清醒的人。
记者:你觉得你自己了解农村吗?
李佩甫:我就是农村人。我经常说,我看到大街上的民工坐在路边上吃饭,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民工的一个。我为啥说我写了50年,我有一个观点,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你如果50年看下来,你才能清楚我们中国农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怎样才可以不这样子,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是的的确确挨过饿的,我跟乡村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每个礼拜六要背上书包到我姥姥家去,去干什么?吃四顿饱饭,晚上吃了饭,我乡村一个表姐,把我送到城边上,我再回去。当年吃饭,就是领到地里,偷几块红薯,掰几块玉米,烧一烧,半生不熟的,吃一嘴黑,烧焦了。现在看到的农村,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记者:在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中,很多写作者对农村的描写,具有某些心理上的优越感,不知道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李佩甫:乡村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生存状态,城市也是各种各样的生存状态,创作时肯定要浓缩一下,把各种人物的典型生命状态浓缩到一个人身上,就被称为典型化了,其实生命是一个一个的,它是一种浓缩和总结,在一部书里,要把一个村庄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表现出来,肯定是有困境的,只能典型化和类型化,但是它和现在具像的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乡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如我后来开始写长篇的时候,到村庄又住一段时间,吃了几箱方便面,一天我围着几千人的村子转了一圈,没有碰到一个人,就碰到一条狗,为什么?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变化是非常大,过去的村庄和今天的村庄完全两码事,但是从过去走过来的,是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之后,过去和现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风向,风向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状态,是这样的。
记者:你在小说中写到的骆驼,还有其他人物,似乎在乱象中追问这个时代,《生命册》可否看做你对这个时代的回应?
李佩甫:我首先想声明一点,文学本身不解读时代,不是答案,文学不应该成为答案,它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沙盘,它对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对人的精神状态是有作用,我写吴志恒这个人,我们当年,就是五六十年代,单一的年代,这个社会只有一种颜色,那全部都是红旗飘扬,有一种信仰,一种信念,生活单一容易走向纯粹,但同时又可能导致极端,比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生活多元了,丰富了,但也产生复杂、混沌,有可能变成一团乱麻。那时候我们吃不饱,现在我们吃饱了,但这就是我们要的生活吗?就是人类最好的生活吗?显然不是,什么是最好生活呢?我们方向在哪里?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饥饿,经历文化大革命,走到今天,我们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本书只是把五十年的生命体验和生命阅历告诉人们,我们是这样走过的,回过头来看看脚印,再往前走的时候有可能会走得更好一些。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种记忆性的范本,是要看一看我们的日子,研究一下我们的日子。
记者:你在书的前面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话: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李佩甫:三十年前,我看到了泰戈尔这两句话,三十年之后我才用到我这本书里头,我知道我总有一天要用的,我很欣赏这段话,人只有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楚,比如到了北京之后,你才能看清你的家乡那些人和事,时间和空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生命有经历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拉开时间,不拉开空间,不可能看清楚这块土地。
曾经有一个作家说过,我父亲当了六十年农民,他根本写不出一个农民,他不了解农民,只有走出了田地之后才能看清他的父亲。真正的农民不可能看清自己的生活,只有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楚这块土壤,和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