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伟说，尘肺病是治不好的，我们最终都逃不脱跪着呼吸、胸闷而死的下场。

　　姓名：刘建伟

　　年龄：40岁

　　职业：16年的玉石雕刻工，现无业

　　维权经历：

　　2006年，夫妻双双被诊断为矽肺，紧接着其弟也被诊断为矽肺；

　　2009年2月，无奈之下将原玉器厂厂长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

　　2009年10月，获得赔偿；

　　2011年5月27日，帮助工友维权拿到法院判决结果：与金玉鼎公司(原玉器厂转制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并先后为工友们争取到70多万元劳务补偿。

　　最遗憾的事：没看到妈妈最后一眼。

　　梦想：家人平安健康，让更多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让更多人关注尘肺病人。

　　小时候家境很好

　　初一时，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梦想，我写的是做个新时代农民。

　　我从小思想就很活跃，可惜初一下学期就辍学了，不是因为家境，我们家的条件在农村算很好的，爸爸是交通局退休的老职工，英语周报也都给我订着。

　　小学时，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初一开始谈恋爱，学习落下了，感觉上课比干活还累，就退了。

　　1991年，我们家盖了楼房，在村里是第二家，盖完楼欠了两千多元的债，二姐在北京一家福利工艺品厂上班，我就来北京投奔她了，一是为家里还债，二是雄心勃勃地想闯出点事业。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代农民工，都是拖家带口出来打工的。1994年，我把唯一的弟弟带到厂里，那年他不到20岁，临出发前高兴得睡不着觉。

　　没想到害了一家人

　　2004年，顺义区疾控中心在我们厂里查出第一批尘肺病人。一、二、三期尘肺病人有4人，而连同我老婆，我们一家就有3个尘肺病人，我和弟弟是尘肺一期，老婆是二期，二姐疑似。可厂方并没和我们说清楚，我们还在拼命地工作。尘肺病分三期，一期是初期，二期是中期，三期是晚期(基本就只能等死了)。

　　本想着带一家人出来过好日子，没想到却害了他们。

　　顺义区电视台曝光后，厂里在车间墙上安装了3个大排风扇，发了防尘口罩，几天后恢复生产。这次之后，一些部门每年都来我厂检查，可检查前厂方总对付，让职工搞搞卫生，有时喝个酒，吃完饭一走，接着工作，至于结果是什么，无人问津。

　　看到了尘肺病的下场

　　2004年8月，我无意中从厂里保安室捡到一本《职业病防治法》，仔细阅读后，震惊万分，原来我们的工作环境存在这么多问题，这本《职业病防治法》，在我心里埋下了维权的种子。

　　2004年末，老同事王少明因呼吸衰竭住院，我去医院看望时，他脸憋得通红，跪着呼吸几天后，走了。他从事玉石工作22年，结果却是这个下场，我心里感觉害怕和震惊，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没有依法保障生产条件。尘肺病是治不好的，我们最终都逃不脱跪着呼吸、胸闷而死的下场，王少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没见到母亲最后一眼

　　2011年6月，身在四川老家的母亲病重，我回去照顾了13天就匆匆回到北京，没办法这边很多事等着我处理，谁知道这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妈妈。

　　同年8月，妈妈住院了，她让大姐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想念我，要我一定回来看她一眼。那时我正在帮11个工友争取伤残鉴定，他们没有法律知识，跑了半天，无功而返。我买了8月31日的机票，想事办完后，立刻飞回去。

　　终于盼到了回家的日子， 8月30日事情一办完，第二天一早4点半我就起来收拾东西，5点25分大姐来电话哭着说“妈妈刚刚走，昨晚还在念叨你，问建伟怎么还不回来……”我当时放声大哭，按说男人不应该哭，没出息，但当时忍不住。

　　4个孩子中，我妈和我的感情最深，没能陪她走完最后一程，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我一辈子欠她的。

　　踏上艰难的维权路

　　2008年，企业从集体转为个人，要求所有职工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按每年720元的标准补偿工龄，以后每年签固定劳动合同，我当场提出质疑，这样的转制没有按法律程序走，侵犯了劳动者权益。

　　第二天，我和8个同事到相关部门要说法，可同事们没有法律意识，都没坚持，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只好也签了解除劳动协议。

　　2009年2月，公司领导让我们离开企业，不许再进入厂区半步，理由是一年期合同到了，我当时找到他，告知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不能辞退连续工作过16年的职工，协商没有结果。我苦口婆心给大家做了两三个月工作，可工友们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太淡薄，连我弟弟都说，告他们根本没用，最后只剩11个人坚持维权。

　　走维权这条路太难了，我坚持了4年，给工友们争取了70多万元的劳务补偿。经常跑相关部门，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仍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尘肺病人知道我，我教他们如何去争取权益。因为我也是一名尘肺病人，才更了解他们跪着呼吸的痛苦。

　　救别人错过两次洗肺

　　今年年初，王克勤老师帮我找了一位爱心人士，资助我洗肺。正在那时得知，四川的王建学，16岁外出打工，24岁已是尘肺三期，治疗费太多，家人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

　　我得知后，马上和“大爱清尘”的志愿者找到他，并把他送到华西医院，第一次的洗肺机会我就这么错过了。第二次，还是这位爱心人士，把钱直接打到了医院，让我去洗肺。那几天，我正帮11位工友争取权益，被扣了7天。出来后，钱已转给另一位需要洗肺的病人了。

　　就这样，两次洗肺的机会我都错过了，只好四处借钱，自费去洗。现在，还欠着两万多债，正在努力凑。

　　我常常感觉，做好人太寒心。帮工友跑伤残鉴定时，有一次晕倒在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站，是120把我抬走的；我一直有晕车的毛病，一坐车就吐，最近这些年，发展到吐血。我洗肺期间，义务帮助过17个当事人，可没有一个人问候一句“身体如何了”，哪怕是一条短信。

　　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我为什么会拿命去帮助他们？因为我感同身受，所有尘肺病人的痛苦都像是我的痛苦。离开家乡时，都充满理想，想挣大钱，过好日子，没想到把健康都给搭上了。现在，一家人能平安健康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另一方面，我一直都没有停下帮助尘肺病人的脚步，无论多难，从没打算退出过，刚洗完肺，按说要静养半年，其他“大爱清尘”的志愿者也都担心我身体，但我停不下来，接下来这个案子马上要开庭了。我的梦想是，通过现在这个平台，呼吁更多农民工增强劳动保护意识，将来每一位工友都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晨报记者王文韦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