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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甲午战争,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是悲壮,尤其是电影《甲午海战》中,由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指挥多处受伤起火的“致远”舰全速冲向敌舰,决心与敌同归于尽的那一幕。当然,这也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壮情书写。
为了更为全面真实地研究那段悲壮的历史,学者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把研究方向放在了“敌人”身上,将研究主体定位于日本。宗泽亚通过在日本搜寻资料、分析文献、统计资料和数据,整理出这本书,其目的就在于阐述日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认识。
战争最初的发端之地在于朝鲜。本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一开始对清朝寄予了厚望。虽然清朝对总体发展形势保持着必要的警惕,但在具体备战过程中存在太多的误判。当日本假以种种名义向朝鲜大批输送兵力,并直接以武力干涉朝鲜内政时,清朝虽然也努力向朝鲜派兵,但兵员输送时机过晚,输送数量增速过慢,对日本军队缺乏有效的压制防范。尤其是临战之时,作为一方统领的袁世凯居然率先脱离前线,很难说此举不是为战争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虽然日本军舰的吨位、材质以及火炮射距不及清朝,但火炮装备门数、射速,以及在战术上研练上显然比清朝更胜一筹。所以在与清朝兵舰对阵时,面对火炮射距更远的清舰,日舰避短扬长,开足马力,竭力冲入清舰阵营,然后借助船舷两侧密集排列的火炮,对清舰实施“饱和攻击”。虽然战后统计清舰命中率更高,但无奈射速过慢,射弹数太少,难以对日舰形成毁灭性打击。
其实,清朝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具备的战术上,还表现在与世界潮流的格格不入。比如,由于清朝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依然采取传统做法,即“枭首”甚至“示众”,有时还会对一些已经致死之敌予以鞭尸,殊不知,这些做法与国际倡导的人道精神格格不入。再者,这些做法非但无法有效震慑敌军,反倒可能激发敌军非奋力拼死一战不可的战斗雄心———既然被俘也没好下场,倒不如以命相搏,这客观上倒助涨了日军的战斗力。
俗话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甲午战争前的清朝并未真就虚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此役十多年前,从军事角度看,曾有曾国藩和左宗棠等能征善战之辈,但陆战的卓越难掩海军“有名无实”的尴尬。有着非凡名声的北洋水师,实战能力之弱犹如一只纸糊的老虎。从经济实力上看,甲午战争前的清朝GDP还是日本的9倍。不过,在对待国防建设问题上,两国大相径庭:慈禧太后挪用了大笔海军经费建设供自己消遣娱乐的颐和园,日本明治天皇则为大力支持海军建设省吃俭用。
再往前溯50年,即1840年,清朝的GDP世界第一,是英国的6倍,结果在鸦片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沉重的历史足以证明,清朝的一再失败绝非偶然,这里面蕴含了太多值得深入解读的信息。
学者王龙曾在《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中,将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予以对比:虽然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但两个人在对待世界格局、国内态势、国防建设诸多方面有着太大的落差。当伊藤博文倾尽全力建设海军时,李鸿章虽然也斥巨资“买”了一支堪称亚洲一流的北洋水师,但在战术理念、战斗力方面依然落后,尤其是缺乏国内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撑。
宗泽亚通过解读日本的诸多史料得知,一开始日本对能否打败清朝并无绝对胜算,胃口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只是想在邻近的朝鲜半岛上分一杯羹,锲入一点自己的势力,为日后奠定一点基础。甚至,当清日两国军事势力在朝鲜出现严重对峙局面时,面对俄国的强硬介入,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心里并没有底。伊藤博文甚至考虑到如果俄国依然强硬介入,将不得不从朝鲜半岛退出日军的问题。而陆奥宗光更是坦言,“今后之事态无论演变得如何艰难,都是你我的责任,其他不必多言。”
国家并非毫无实力,但外交理念落后;装备并非没有优长,但战术理念落后;官兵并非无勇猛作战之心,但身后无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滑稽的是,明明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清朝却依然夜郎自大地以天朝自居,坐井观天。
通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于清国不仅极其重视,在许多方面还频频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以此琢磨清朝对于未来战争的研判、对于具体战法的运用、对于朝鲜政治态势的底牌。就是在战后,他们依然保持着科学的理性,从政治、军力、经济等各个层面反思得失。总之,就事论事,既不高看清朝,也不轻视对手,他们比清朝更加认识清朝,更明白清朝的优长与短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日本比清朝更能认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注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