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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鲆
读张建鲁《追寻岁月》,不由自主便想到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近年来,家族史写作渐成热点,相比而言,严歌苓的文笔更为精到,对人性的刻画更为深刻,而《追寻岁月》略显厚重和传奇色彩。
《陆犯焉识》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陆焉识的犯人。严歌苓以自己祖父为原型,塑造了这位昔时沪上世家公子形象:他性情温良、学业精进、留学海外归来,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言获罪,被投入监狱,然后莫名其妙地一次次延长刑期,最后在西北荒漠“劳改”了20年。小说主要内容就是他这20年的经历。与之相比,《追寻岁月》从五代时的张茂直开始,重点是清末、民国和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人物有作者的祖爷爷、老爷爷、爷爷、父亲以及作者自己,串起了一个家族100多年来的成长史。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追寻岁月》是以时间为轴,单线推进的。这固然与它的题材有关——作为一部长达百余万字、出场人物达百余位的长篇巨著,这种叙事方式可能是最适合的。若是换了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绣花针式上下翻飞的细密写法,将过去、现实和未来打碎糅乱在一起,那读者就难免大吃苦头,没有勇气和耐心读完这厚厚的三卷本了。但从作者自身来讲,这可能也是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风格差异:男作家更注重整体,习惯大刀阔斧、快节奏推进故事;女作家则更关注细节,特别是严歌苓,她似乎一直刻意控制小说的节奏,而对细小琐屑的描写情有独钟。而那些细节,常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而这两部小说最大的不同,乃是写作目的。张建鲁写《追寻岁月》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家族故事,以一个家族的故事为鉴,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而严歌苓写《陆犯焉识》,虽然客观上也起到了记录时代、批判历史的作用,但严歌苓的本意并不在于此,她致力刻画的,是人性——人性的高贵,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多变。在苦难时代,人性如同阴云后面的太阳,挣扎着,散发出光和热,不只是亲人,即使是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少年杀人犯,在他们身上也有人性的光辉。而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终于回归正常生活,我们却看到子女对陆焉识的冷漠,看到新的社会思潮葬送着人们曾经闪亮的品格,陆焉识终于与爱人相见,却无法相亲相爱,不由让人一声叹息。
《陆犯焉识》的整体色调是安静的、深沉的,《追寻岁月》却是明亮的、激昂的、豪爽的、传奇的。张茂直于乱世大难不死,奋发进取,考取了进士,官至秘书丞;张震子文武双全,既是名扬大江南北的武师、镖师,也是早期的革命党人;“一代赌神”张守营,一粒色子转乾坤,曲线抗日做保长,救国救民;张永川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孟良崮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曾挺身掩护许世友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是传奇,每一个故事都很励志。阅读他们的故事,我耳边似乎响起《沧海一声笑》的旋律。
关于家庭史写作,知名文化学者张颐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动荡之中,很多和个体相关的记录都难以保存下来,太多的文化记忆因此流失。个人小历史,见证社会大历史,家族故事写作,将是民族心灵史的记录。”每个人都在参与历史,创造历史;每个人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历史,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家族史写作承载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