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为人而建，建筑的风格也与室主人有着莫大的关系。帅府的四合院是张家最早住的地方，它内部遵循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式的，三套院的外院住着张家的厨子、随从等工作人员；二进院则是张作霖早期办公待客的地方；三进院住着家人，尊卑有序，二夫人住在正房，四夫人住在东厢房，张学良和于凤至新婚时住在西厢房。

　　小青楼是专门为张作霖五夫人而建，张作霖的几位夫人中，五夫人学历最高，生活方式最为西化，也最受张作霖喜欢。也许正是由于受过西方教育的五夫人的存在，内心传统的张作霖才终于肯接受一下“洋玩意”。张学良晚年回忆，张作霖每天吃完晚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小青楼和五夫人一起喝点小酒，张学良也经常陪着，那是父亲一天最开心的时候。

　　张作霖把办公地点搬到大青楼时，他已是东三省头号政治人物，曲馆长认为，大青楼就是张作霖权倾东北的象征，此时的张作霖周旋于各种帝国主义势力中间，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他必须搬进更为西式的建筑中。

　　除了大帅府，观察同时期沈阳其他公馆，也会发现这种“中西交融”的格局安排。孙烈臣公馆是标准的老式四合院，由于孙烈臣去世较早，他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建造西式洋楼。吴俊升公馆、杨雨霆公馆、王树翰公馆也都是四合院配合洋建筑的安排，王树翰公馆更是出现了罗马柱配合中式大屋顶的杂糅结构。更比如说常荫槐公馆，其建筑出檐为中国传统样式的坡屋顶，但屋顶上有仿西洋古典样式的小型弧形老虎窗。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认为，类似这种“不土不洋”的建筑风格背后藏着更深刻的原因。“当时，‘欧陆风’似一股不可匹敌的飓风席卷神州，建筑西洋化成为中国建筑近代化的主流。然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之中，这股飓风刮到沈阳却遭到了强势阻击。人称‘土包子’的张作霖，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本人包括由他纠合起来的‘绿林兄弟’们，头脑中却是中国传统观念。”

　　传统性之外，地域性也是当时的建筑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如沈阳冬季漫长，太阳入射角低，而西式建筑又非常强调光照的引入，这便产生了一个矛盾。记者在大帅府采访时，发现室外虽然阳光明媚，朝向绝佳的大青楼的内部却有些昏暗，曲馆长对此解释，“那时的供暖技术比不上现在，沈阳冬天寒冷，窗户设计得太大，虽然有利于光照，却十分不利于室内保暖，因此，沈阳近代西式建筑的窗户多数并不是很大。”

　　红砖取代了青砖

　　虽然小青楼、大青楼这些建筑是中西融合，但它们的建筑材料青砖，却是彻彻底底的中式。青砖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表示，中国建筑与西洋的石构技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沈阳的建筑工匠对用石料建造高大建筑的技艺并不熟悉，于是只好改用青砖工艺替代。相比之下，从日本传入的红砖硬度更大，也更适合建造西式建筑。

　　帅府曲馆长告诉记者，其实在建造小青楼、大青楼时，沈阳已经有了红砖，但为了在整体色调上达成统一，建造时还是选择了青砖。

　　1923年，从日本学成归国的杜重远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红砖开始大量国产，杜重远特意找到张学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建设少帅府时多多使用红砖，得到少帅的首肯。因此，大帅府在1925年之后建造的边业银行、赵四小姐楼、西院红楼群便开始用上了肇新窑业生产的红砖。

　　新材料配合新思潮，同时期的沈阳公馆开始了新的西化风潮。边业银行、张廷枢公馆、汤玉麟公馆(老辽博)是标准的罗马式建筑，赵四小姐楼采用了日式，万福麟公馆模仿巴洛克式，张寿懿公馆仿古典欧式。各种新式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沈阳生长起来。

　　1929年，张学良请来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归来的杨廷宝为帅府西院设计洋楼，杨廷宝特别采用了英国都铎式的设计风格，并适当加以简化。4幢建筑沿南北向的中轴线由前向后为一列，另2幢楼呈东西向分列第一幢楼两厢，形成一个U字形的前院，绿树成荫，院中央设一座喷水池。整个楼群体现出纯正的欧陆风格。

　　曲馆长认为，与张作霖相比，张学良对西方文化更愿意接纳，“他少时接触了大量西方思想和文化，主政东北后，又是东北大学的校长，东大建筑系请来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国内一流的建筑理论家，这无疑会对张学良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主政时兴建的建筑也就更能紧紧跟随国际的潮流。”

　　很可惜，帅府西院红楼群尚未建完，“九一八”事变便爆发了，沈阳刚刚起步的新式建筑探索只能被迫停滞。

　　大青楼的罗马式建筑风格与帅府中的传统四合院掺和在一起，表现了张作霖的“洋为我用”的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