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夫妇就读过的墨顿学院，图中背影为作者。范玮丽摄

　　纪念树下的纪念铜牌。赵蘅摄

　　为杨宪益、戴乃迭种植的两棵樱桃树。(赵蘅淡彩画)

　　今年4月12日，在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母校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举办了杨宪益先生纪念活动，并在校园为其种下两棵樱桃树。

　　牛津种树

　　杨宪益母校的缅怀与纪念

　　牛津种树的消息最早来源于小表妹杨炽，她说一些英国朋友说服了牛津大学，要为她的双亲种两棵树，就在今年的4月中旬。这真是大好事，令我和母亲欣慰不已。

　　临近举行仪式的前一月，子午社(The MERIDIAN SOCIETY)彭文兰女士来信说：

　　赵女士：您好！听说您可能要来英国参加4月12日杨宪益先生的纪念活动，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现附上子午社的邀请函，请尽快到英国使馆办理签证事宜。如需要原件，请立即告知。

　　此致敬礼！

　　彭文兰

　　她还特为我向英国领事馆写了一份文件信，介绍我的身份，请他们签证通融。

　　我致谢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彭文兰女士：

　　您好！玮丽转来的你的来信，由于我查收有误今天才看到，迟复为歉！

　　非常感谢您和子午社的邀请，在百忙中为我的签证顺利办理写了如此清晰有说服力的推荐信！

　　能在我亲爱的宪益舅舅和乃迭舅母青年时代就读的母校，参加这样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活动，是我的莫大荣幸，更是我怀念之情的最好表达。为此，您所做的一切努力，令所有爱戴他们的人们称颂和敬意！

　　我明白时间比较紧迫，已开始办理赴英的有关手续。请放心！

　　顺便提一下，我已十年没回英国了，上一次还是在2002年。所以对我来说会有更多的感叹。

　　顺祝健康！

　　赵蘅写于北京

　　彭文兰女士写于2月的通知，先后两封。大意是：为纪念Glady和Xianyi，定于2012年4月12日举行植树纪念仪式。两棵树种植在小教堂外面，这是一个醒目的位置，常来学院参观的人们可以看到。有意在仪式上发言者请早点通知我们，说话、念诗或阅读他们的作品，但不要超过三分钟。如果你将出席，请在3月9日之前确定。我们还需定制一块铜雕纪念牌，安置在两棵樱桃树下。铜牌质量要好，可以抵挡各种天气。2010年杨宪益的周年祭纪念会我们有了一些捐款，这次买树、立牌，以后还要请学院修枝和维护树木，如果你愿意捐赠，也请在3月9日前告诉我们。

　　通知信附上捐款操作细节。

　　至今印象深刻地记得英国子午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皇家亚洲文会联合举办伦敦杨宪益周年祭纪念活动的通知：

　　“杨宪益是中国上世纪著名的文学人物之一，集翻译家、历史学家、学者、诗人、革命家于一身，著译等身。他既刚直不阿、思想独立，又幽默诙谐、享乐生活、精通热爱英伦文化，是一个纯粹的绅士……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不仅是亲朋好友对杨宪益的缅怀，也会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一份感动，一份难忘，即使你对杨氏夫妇一无所知；了解他的非凡人生会使你的人生更丰富。”

　　牛津墨顿学院

　　寻找杨宪益曾经的遗迹

　　4月8日我飞往英伦。

　　清明节刚过，北京已升温似夏季，而欧洲的红玉兰才吐露芬芳。

　　三天后我和女友范玮丽搭乘火车从伦敦去牛津。这座以名校闻名世界的小城一下子从传闻转到眼前，重踏前辈足迹，想到物是人非，天空依旧，不禁百感交集。

　　1934年夏季，上海“天气炎热”，一艘女皇轮船公司的加拿大班轮将宪益舅舅一行向西载去。

　　只因主考先生无法相信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仅仅用功了五个月就能考取希腊文和拉丁文专业，“我的命运就此决定了。我要等一年才能进墨顿学院。”

　　“1936年春季，我决定离开伦敦，搬到牛津去住。”

　　有了老人自传里的片断回忆，我们顺利地找到当年他下榻的学院宿舍。说是学生宿舍，不如说更像中世纪城堡，石砌雕花的门框，似灰似黄剥落的石墙，如同在牛津处处可见。门牌1号有一段谢绝入内参观的文字，我们只好驻足，而不能见到那个有英国“侍从”的楼厅套间。但四边形的院子是他笔下提到的，正绿草盈盈。那些发生在校内校外杨公子的可笑轶事早随时空荡然无存。

　　当日下午我见到了大表妹杨荧夫妇，她专程为出席仪式从香港飞来。双亲相继离世，她和妹妹自然转换成杨氏身份代表，这从她身上透出的高雅得体气质，明显感到。聊天时，旅馆窗外可以眺望到对街的学院大门。一群装束现代的中学生正拥进参观，铁艺门框上端有编织的拱形花纹，夕阳映在古建筑上凹凸有致。时空交错，我有点恍惚。这条名为墨顿路的小街不足几米宽，煤气灯下，缓坡转弯，便可走到学院本部。

　　几辆山地车往学院方向骑过。杨宪益即或当学生也不会骑。

　　我们都很好奇树将种在哪，杨荧说她去看了，其实已栽上了，位置不错，可笑的是来的人只是到时候铲铲土。我说植树都这样。她不大满意树一棵直，一棵歪一点，她说将来长大会缠在一起。我听了暗想，这才好呢，舅舅舅母就应该依偎在一起，相依为命！

　　当晚杨荧请我们在牛津街上吃印度饭。席间很自然提起他父亲的自传，她说写得并不好，你们也知道，我爸写东西从来不改。我不好反驳，自己却偏爱这种很质朴的有一说一的叙述风格。

　　植树仪式上

　　杨先生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第二天就是12日。午前，乃迭舅母的姐姐希尔达和她的女儿们，璐斯和琼夫妇，还有乃迭嫂子贝蒂，六个人两辆车从伦敦附近的小城开到此地。十年没见，这位也叫我小采的希尔达背驼了，头发完全白了。亲戚团到齐一共九位，在植树仪式开始前，我们照了一张中西合璧的“全家福”。还有一位和这个家族沾边的老人，杨烨的教父、著名艺术史学家苏立文。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姓Sullivan，是在表哥杨烨的伦敦墓园的亡名册上。不可想象，96岁高龄的他自己驾车前来。

　　出席仪式的还有英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斯波林女士、汉学家佛朗西斯·伍德女士、杨戴生前好友白霞女士等三十余人。

　　下午两时，忽转风和日丽圆了大家的心愿。人们聚拢到学院里，那两棵美丽年轻的樱桃树种果然挺立在小教堂旁。树皮泛着橙色的光泽，碧绿圆形叶片挂满枝头，它们肩并肩，一棵直，一棵稍稍倾斜一点，这点儿差别仔细看才能觉察出来。两树之间的泥土里果然结结实实插有一块黑底烫金的方形铜牌，牌上篆刻凸起的中英文字由表妹杨炽撰写：

　　缅怀杰出翻译家

　　杨宪益(1915-2009)和夫人戴乃迭(1919-1999)

　　亲朋好友植树于此

　　2012年4月

　　麦凯博教授代表墨顿学院主持宣布仪式开始。首先发言的是墨顿学院前院长、汉学家、考古学家罗森爵士，淡色短发，深蓝裙袍、飘逸的素花围巾，手势和话一样多。

　　接着，子午社社长彭文兰女士发言，从她黑瘦的尖脸庞，宽大不合体的外套，足以看出她付出的辛劳。

　　《西游记》译者詹纳尔和卡罗琳·布伦顿回忆了杨氏幽默点滴引起笑声阵阵。

　　杨荧手捧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发言稿代表家族答谢。仪式前她原说回旅馆换衣服的，我以为会是讲究的衣裙，结果还是这件朴素的灰色西装，连挺好看的围巾也拿掉了。

　　范玮丽曾经陪伴老人到弥留之际，作为杨宪益研究者、自由撰稿作家，她充满感情地形容杨老是灯塔，自己是只雀。她舒缓地用中英文朗诵，这本山东画报社刚出版的《兄妹译诗》中，英国女诗人罗塞蒂的《记忆》：

　　“……

　　但是如若你偶然要忘记我

　　过后又想起来也不要难过；

　　因为若黑暗与腐朽留下我

　　曾一度有过的思想的痕迹，

　　不如你忘记笑笑还好得多

　　以免你记起了而后又哀戚。”

　　诗句刚落，突然一阵狂风骤起，树叶晃动，植树者的头发飘起来，大家会心地笑了。有的说这象征杨戴一生的大起大落，而我仿佛听见这是舅舅舅母在天上向大家道谢，一反他们生前习惯的温和语气。

　　仪式后，大家围近树旁，在这个春光明媚的下午，不分老少，不分国别，绿色的水桶，黑色的泥土，轮流着培土浇水。丝毫没有哀伤的气氛，只有温暖的友情，只有崇敬和爱戴。花鲜、草青、绿荫深处，鸟儿鸣啼，回荡的钟声此刻跨越了历史，好像在告示人们，两位牛津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又回来了，在这个古风浓郁草木葱茏的校园里读书、咏诗、翻译、谈心，他们不曾离去，不曾受难，不必再为不公正呐喊，他们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植树之后用下午茶。我一口茶水也没喝，忙着送各位从北京带来的老人画像藏书票。苦于语言障碍，我们之间只有中英式混杂的微笑。

　　罗森爵士请参加植树的来宾们在自己收藏的杨戴翻译的《红楼梦》上签名，她要将该书收藏到墨顿学院图书馆。

　　散后玮丽约我一起有幸走进图书馆，罗森爵士的介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虽然我不能都听懂，但身处七百年前的幽深殿堂，五彩神秘的玻璃窗，浩瀚的典籍令人目眩。想到当年，衣冠楚楚的中国年轻学子杨宪益就天天坐在这，接受陶冶和滋养，便难以置信！

　　明天将离开牛津，我和玮丽都觉意犹未尽，又去植树原地培土摄影。恰好杨荧也来补拍，三人守着樱桃树，享受这天赐的恩泽。我还惦记刚勾了几笔的画，不画完它再没机会了，又接着画起来。杨荧要回旅馆了，不知何时再见，她的甜美笑容渐渐隐进花木丛。

　　当晚苏立文到旅馆长谈，毫无倦意。他珍藏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和杨戴通信的手迹，只允许我们看一晚上。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窈窕的戴乃迭旗袍裹身，那时他们真年轻！

　　1940年，中国处于危难关头。杨宪益携未婚妻辞别牛津回国，去意已决。

　　“当时的牛津大学已面目全非了。我的老朋友都已离去。许多人参军当了少尉军官，成为战争的第一批伤亡者，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苏老甚至还保存着表哥杨烨的儿童画和稚气十足的签名原件，这是在1949年，杨烨刚收到的这位英国叔叔送的玩具。

　　1949年，这个家庭正迎接一个全新的社会，福兮？祸兮？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