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

　　日前，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的5000元现金被服务员归还。杨女士丈夫到茶馆领回现金时给服务员200元酬谢。回家后，杨女士觉得不应该给酬金，夫妻俩到茶馆当着茶馆人员的面起了争执，最后当事人退回了200元。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 (6月14日《新快报》)

　　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将拾金不昧与“接受物质感谢”二者联系起来，“拾金不昧者”的道德形象，往往会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似乎接受了酬金，事情就变了味：拾金不昧者便不再是那个不昧金钱的人，失主与拾金者之间从之前朴素的道德情感依附，瞬间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关系。或正因为此，杨女士才对接受酬金的服务员心生不满，产生争执要回酬金，甚至打电话希望曝光。

　　这种有着特殊“道德洁癖”的心理，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实占据了相当比重。似乎不接受酬金，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也是拾金不昧者理应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而一旦接受酬金，便立即站到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对失主来说，对拾金不昧者表达感谢、付出酬金，更多表现的其实只是一种姿态。一旦真正付出真金白银，恐怕就并非那么心甘情愿。这一点，从服务员收取酬金后，失主杨女士的激烈反应便可揆诸一二。而此前，西安一位捡破烂的杨师傅在归还失主钱包时，向对方索要10元早饭钱，也引发了争执，被失主斥为“人类的渣滓”。

　　需要承认，捡到遗失物，要花费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保存和返还物品，如果导致遗失物损毁的，还要承担相应责任，拾金不昧者往往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反观遗失者，往往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就可以坐享“物归原主”的权利。抛开道德层面的评判，在权利责任上，两者就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物质补偿拾金不昧者，并不为过。

　　此前，广州就曾通过法规硬性规定，失主可按遗失物价值的10%自愿奖励拾金不昧者，拾金不昧者索要报酬具有正当性。法律介入道德，虽曾引发舆论争议，但当道德衡量处于不平等的时空中时，法律接位只是顺势而为。对失主杨女士来说，既然给出了酬金，与捡拾者之间就已经形成了契约关系，随意撕毁契约，却去凌空奢谈他人道德，不但有违良心，更背离契约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