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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之
6月1日,被坊间称之为浙江大学“第一愤青教授”的郑强上任贵州大学校长。这成为贵州教育界近日热议的一件大事,很多人冀望郑强校长能够给贵州大学带来新的改变,成就贵州大学的崛起。但是,“愤青”是个性,校长是官,当“愤青”变成了官,人们就很想看看:在中国当前的大学教育环境下,是他改变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他?
郑强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举行过多次演讲,其演讲内容针砭时弊,痛快淋漓,受到很多网友的推崇,成为“浙江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在演讲中,郑强教授也曾多次抨击当前大学教育,认为大学变成了逐利之所,许多老师为名利而活。郑强教授曾经看见过问题,深究过问题,也提出过对策,现在,成为一个教育家的机遇摆在了这位“愤青”教授面前:你的批判性能变成建设性、你能够成为教育家吗?
笔者以为,是不是愤青并非关键,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成为力推大学改革的教育家。大学校长本身就应当是一份具备教育家素质的职业,而不是学而优则校长。一些高校把当校长的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大有非院士不能当校长之势。但是,院士和校长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你能够在航天科技、物理化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你能够在生物科技、建筑思想方面具备先进成就,你就能够对管理一所大学无师自通吗?隔行如隔山,一个优秀的院士、科学家并不一定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大学发展有大学发展的规律,科技发展有科技发展的规律,两者不可混淆。郑强校长作为“愤青教授”,过去对教育发表过不少真知灼见,在其成为贵州大学校长以后,应该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贵大搞一些高校改革的试验。当然,一个地方、一个学校可能保有了极强的传统,改革起来必然会碰触诸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墙”。有阻力是必然的。但有阻力就难道要改变自己适应那些业已造成落后局面的旧传统吗?越是有阻力,越是需要教育家发扬改革勇气,激荡改革智慧。
然而,改变贵州大学的希望又不能仅仅寄托在郑强校长身上。一个校长能不能成为教育家,不仅要看这位校长的勇气和智慧,还需要看当地的领导们能不能支持改革。孤军奋战的改革是艰难的,也是缺乏支撑力的。教育家只是高校发展的驱动力,但这股驱动力能不能让高校持续前行,还是未知数。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当地管理部门、学校内部都来支持高校改革,郑强校长才有可能从“愤青”变成大家期待的教育家。
从贵州对郑强校长的大力欢迎和不希望他改变愤青风格来看,贵州已经做好了高校改革的准备。既然如此,也请郑强校长运筹帷幄,让贵州大学抓住改革的契机,既为贵大赢得未来,也为中国高校改革再添一亩试验田。倘若郑强校长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而成功转型为新一代的教育家,我想,这不仅是郑强个人之幸,也是中国大学改革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