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自传》

　　顾颉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定价：26.00元

　　顾颉刚幼年时和祖母在一起。

　　1912年1月，顾颉刚(右三)和叶圣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学好友在一起。

　　我的祖母

　　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要说我的祖母，必须先说我的家庭。我家是苏州城里的一个大族。说也奇怪，我们一支总单传是常态，有弟兄的是变相。从清初到清末，在谱牒上只占了狭狭的一条长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号仞之，小的号廉军。仞之公元配韩氏，继配张氏，但他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廉军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虬，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房无子，小房不得有子”，于是我的父亲就照着这封建教条，承继给他的伯父为子，而我也随着他嗣了过去，称仞之公为“祖父”(或“嗣祖父”)，张氏夫人为“祖母”(或“嗣祖母”)，而称廉军公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为“本生祖母”了。这里所说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张氏夫人。

　　我的祖母身体甚胖，自和我祖父结婚，二十余年中不曾怀一次孕，这是怎样地使她失望。儿子既不可得，只得希望抱孙子了。因此我的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出来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谚所谓‘假子真孙’。”

　　当我五六岁时，有一个亲戚来了，家中买点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边看吃，客人为了对小孩表示好意，分一个给我，我当然很乐意接受。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去后，关起房门把我一顿打，直打得我从此以后不敢再看人家吃东西。七八岁时，苏州刚有广东糖食店，我一次和女佣上街，看着他们的广东饼和广东橄榄非常羡慕。女佣就替我买了一点带回家来，满心以为可以大嚼一顿，哪知给祖母看见了，就把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掷，一点也吃不到。这一打击太重了，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哭得邻家正在学刺绣的王素心小姐也来看，逼得我自己因惭愧而停止。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吧，亲戚家有喜事，媒人是双方的太太们做的，照封建排场，妇女不得出面，她们就请我代做名义上的媒人，不知在哪里借来了一身小礼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顶，坐上轿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个吃喜酒的小客人来陪我吃饭。我们吃整桌的菜，一样地有丰富的酒果，小孩子们高兴，就学大人们一样地灌酒，灌得个个大醉了。我走到这家内室，一横到床上就呼呼睡着，哪料胸中做恶，把酒和菜都呕了出来，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进来，问了随从的人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房门关起，不让我上床，我坐在堂屋里哭了一个通宵。从此以后，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说：“你父亲爱喝酒，已误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让你这样糊涂下去!”自从有了这几次的经验，使我对于饮食方面淡泊万分，每当走过稻香村、采芝斋，或各种水果铺、点心铺时，从来不想买点零食吃了。

　　祖母管教我虽很严厉，但对于我的饮食起居，却无一处不仔细周密，体贴入微的。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祖母总是严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营养丰富的食品省给我吃，为我培养了一个十分强健的肠胃。我的肠胃到现在还可说是在朋友们中算是最好的，无论菜的好坏，我总可吃一个饱。可是我的祖母太爱我了，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这却减低了我吃东西的技能。当时虽没有吃鲠，但到现在，瓜子就不会嗑了，蟹也不会剥了，鱼是怕鲠而很少吃了。

　　还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许多的苦。在我两岁时出天花，三岁时呕血，八岁时患喉痧。这三场大病，都差一点儿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极点，跑到灶门前点起香烛，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头，一直叩得额上肿起一个大块。我脆弱的生命，总算依靠着她的无限慈爱和庇护长育了起来。

　　我怎样进了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陈小庚摘编自《顾颉刚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