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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交委主任冼伟雄在发布会上宣布,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全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为做好各项工作衔接,7月1日零时起的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后续各个月度平均分配增量配额;配置指标的具体办法和相关程序将于7月底前发布。突如其来的“限牌令”,引发当地汽车市场震动,也引起市民强烈关注。(《人民日报》7月2日)
“限牌”并非广州独创。上海的车牌拍卖、北京的摇号都是治堵手段。据广州市交委表示,至今年5月,广州机动车保有量240.5万辆,其中中小客车167.4万辆,是5年前的2.5倍,年均增长率达19.0%,而中心城区机动车排放PM2.5占大气总量的比例高达38%。如果让汽车增量降下来,就能对降低交通压力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或许这也是广州市交出台“限牌令”的最大理由。
然而,不少广州市民对突然出台的“限牌令”不能理解。例如,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旭阳说,“对于那些因为房价问题被挤到远离市中心的郊区楼盘的年轻家庭,汽车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政府应该为这部分人群想想解决办法,做好配套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一限了之。”而广州一位市民也说,他的家在远离市中心的番禺区,公共交通极为不便,必须买车代步,但“限牌令”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更让他不解的是,如此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不用经过听证就直接发布,实在难以接受。
不能体现民意,这是广州“限牌令”引发诟病的重要原因——7月1日开始施行,发布则是在头一天的21时,如此“神速”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广泛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既不见广泛调研,也没有听证举措,决策是如何形成的?而广州市交委官员表示,改善方案将在一年试行期间广泛听取民意,充分征求意见再行推出。如此“先限再听民意”,又如何体现民意?
另外,有论者担心,如何保障购车指标分配的公平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其一,摇号程序与制度设计能否杜绝寻租空间令人忧虑;其二,如何防止购车指标变成买卖指标的“灰色经济”;其三,申购方式应该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否则难免出现已有几辆车的家庭抽中指标,而家中无车的家庭却哑巴吃黄连的情形。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的“限牌令”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想要的“治堵”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实施了限行、限牌措施的北京、上海等地,其拥堵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公安部数据显示,“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期出现拥堵”。难道所有的城市都需要通过“限牌”之类的措施,才能治理拥堵吗?
应该说,“限牌令”只能通过控制汽车数量增长,延缓交通拥堵恶化情况,却无力阻止汽车刚性增长。因此,要想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还得由根子上治理。比如,据说广州市的公车数量有20万辆之多,而香港只有200多辆公车,如果能限制公车,恐怕比单纯限制民用车会更好地缓解拥堵压力。另外一方面,还要科学规划城市区块,合理布局公共资源,减少市民跨区出行次数。同时,大力投资兴建公交系统,打造便利的出行环境,鼓励市民在短距离出行时,选择自行车、步行等绿色方式。(文/闻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