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杜伟新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得了多少奖了，只能模糊地记起，全国性的奖项有130多个，如果加上其他杂牌奖，至少有200个。17年省吃俭用，杜伟新花在各种获奖证书上的钱有10多万元，几乎倾尽毕生积蓄。岳父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旁人百般劝说，杜伟新却无怨无悔。

　　17年坚持省吃俭用，为“获奖”倾其所有，这样的孜孜不倦精神，很难不让人“佩服”。初看这则社会新闻，不免以为带了几分“励志”的色彩。一个人17年之间可以获取200多个奖，可谓“奖状等身”，有着这样的获奖规模和“资质认证”，完全可以跻身“中华脊梁”之列。但现实的确不尽如杜伟新之意，尽管是“获奖专业户”，杜伟新最终却“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如此一来，这则略带传奇意味的社会新闻，或许划为娱乐新闻更为合适。

　　正所谓世间之事，最怕认真两字，对于杜伟新的“来奖不拒”，我们几乎只能说，他实在是入戏太深了。他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人家通知我获奖了，要我交证书工本费，我好意思不交吗？有时还要买书，都是限量版的，既然都获奖了，总不能不买吧？”更何况，还是极具诱惑力的“全国性”的奖项。即便是如你我路人，身处杜伟新的位置，恐怕也难有拒绝的魄力。尽管跳出三界外，我们完全可以说杜伟新只是被各种山寨评奖坑蒙拐骗，是“评奖经济”的受害人，但在信息不对称，评奖不透明的前提下，出现杜伟新这样的“典型”也可以说在所难免。

　　“评奖经济”早已不是新鲜名词，这些年，以交纳各种费用参评各类奖项的民间行动可谓日益“壮观”，其规格之高与各种头衔之吓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态势。各类评奖贩子的操作手法也日益熟稔。其共同点是拉大旗作虎皮、虚实难辨、极有诱惑力和欺骗性，在这些“非领不可”的理由造好后，最重要的还有发奖之前，需要交纳一定的“工本费”。如果你够“走运”，也许在不久之前，只需交纳9800元，你就可以得到一张写有“中华脊梁”的荣誉证书。尽管9800元对于“脊梁”而言显得比较“廉价”了一些，但不可否认，这样的名号几乎很难让人拒绝。尤其是，在外人也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类似的“获奖”颇有其“实用性”，一些在现实中难有发挥的人，以此为捷径也不足为奇。

　　杜伟新“来奖不拒”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爱好之类的问题，它无疑可以追根溯源到当前我国的评奖体系问题。换而言之，什么样的机构具备颁奖资格，如何保证奖状的权威性，怎样预防评奖沦为买卖、变味，沦为“荣誉腐败”，这些东西无疑都是需要加以正视、规范和严格监管的。不提高评奖门槛，则评奖下的钱誉交易就会继续逍遥法外，而杜伟新的执迷不悟也将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编辑：梁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