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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
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2011年,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孩子五岁那年,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
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我在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老顾。我要承认,我“跳出来”说了太多。这个部分我删掉的大概也有4万字。
为了预防自己反悔,把删除的部分再贴上去,我没有保留删除掉的那8万字。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是让我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觉是,有关老顾的那4万字,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个语境不存在了。
我写老顾,说到底,不是写“右派”,写的是“理论”或“信仰”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点题外话。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脑袋上一直有一顶不错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这个评价是善意的、积极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它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一些东西。我不会为此纠结,可我依然要说,我的文学世界委实要比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到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当我追忆起《平原》的写作时,我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来到了书房,坐下来,点烟,然后,把电脑打开了。啪啪啪,不停地点鼠标。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识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茫。我只是叠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张椅子。我也“异化”了。我记得那个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记者采访我,她让我谈谈“写完后的感受”,我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老实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静的。当我的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静的。那里头有我的骄傲。
对了,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平原》这个书名是《收获》杂志社的程永新帮我取的。我电脑里的书名叫《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说起来像个笑话。感谢程永新。他为这个书名真是煞费了苦心。这个书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