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愿意说，孩子是未来。孩子有专属于他们的世界，文学中的孩子也是。在“儿童文学”这一范畴里，孩子是正义、睿智和善良的化身。他们是那个世界里不折不扣的主角。在童话和多数儿童文学作品中，世界被笼罩在保护伞下，任孩子们折腾个天翻地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这个大人主宰的世界里，孩子们只能站在角落里窥视整个世界，体味人间冷暖。在男女平等和保护孩子的口号喊得愈来愈烈时孩子依然是弱势群体。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偷影子的人》(法国作家马克·李维著)、《最后的孩子》(美国作家约翰·哈特著)和《房间》(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孩子成长中的疼痛。《最后的孩子》将小说的主人公强尼放到他几乎无法承受的困境中去讨论：妹妹下落不明、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整日泡在酒精和药物里，跟一个有钱的男人关系暧昧。《房间》作者爱玛·多诺霍笔下，孩子孤独的根源来自他的父亲和“家”：母亲和5岁的儿子杰克被困在11英尺×11英尺的房间里。杰克自出生起从未见过房间之外的世界，他已经习惯在狭小的空间过完全封闭的生活。相对而言，《偷影子的人》里的“我”虽寂寞已算幸运：父亲虽然离开了他，但并没有站到他的对立面。他虽然在年幼时经常被欺负，但有属于自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作者马克·李维还给处于青春期的“我”塑造了一项特殊本领——与自己和他人的影子对话。抛去宗教和神话意义，《偷影子的人》中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与灵魂画等号。在童年和之后的青春岁月中，人们更需要用灵魂对话，而非简单的言语交流。小说中的影子依附于身体，又是相对独立的欲望、愿望和生活状态。

　　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只是大人们更喜欢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事物，并妄加定论。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博弈过程。有的孩子会输，有的孩子会哭，但是他们都会长大。童年的记忆并非人们说的那样天真烂漫。一生的寂寞和磨难，在童年时便已启程。“最后的孩子”强尼的痛苦来自于社会。社会的漠不关心让他成为小镇上最寂寞的孩子。父母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幸福额度直接影响了强尼的生活。可悲的是，在那个人情冷漠的体制内他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港湾。他变得少言寡语，抑有了自己明显的评判标准。《房间》里的杰克也寂寞，但他的寂寞来自家庭。父母婚姻的不幸给孩子制造了一个有形的“笼子”，孩子只是父亲掌中的小鸟。在最后的反抗之前他对父亲还留有一份期待，希望父亲可以是他的救星和保护神。他渴望《我老爸的胡言乱语》里那样看似严肃，温暖幽默的父爱。但在那个失败的婚姻模式下，一切只能停留在期待层面。马克·李维尽管让《偷影子的人》看起来足够温暖，但依然能从中读出孩子的寂寞与感伤：青春的友谊，会随着时间淡淡远去，犹如小说中辞去工作的伊凡；青春的亲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为过去，犹如小说中年老逝世的母亲；青春的爱情，会随着青春年华淡出记忆，犹如小说中离“我”而去的苏菲；青春的记忆，随着时光会成为过去，犹如小说中的克蕾儿埋在沙滩上的纸条和渐渐损坏的风筝。一切的捉摸不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寂寞。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史中，父爱是不可忽略的章节。三部以孩子为中心的小说里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父爱。在作家的笔下，父爱是那样不可或缺，但对于孩子们而言又是如此遥不可及。相对而言，《爸爸爱喜禾》里的蔡春猪一家让人温暖。这位坚强的中国父亲接受了上帝赐予孩子的缺陷，并用父亲的伟岸为孩子挡住了风雨，用父亲的温柔温暖了孩子的心。如果有《爸爸爱喜禾》里的爱心，《偷影子的人》、《房间》、《最后的孩子》里的孩子们应该会少了很多疼痛和寂寞。

　　西方作家更喜欢用冷漠的眼光看待需要拯救的孩子，用硬朗的笔触描述孩子的不幸，让人看不到情感的痕迹。对他们而言，作品的

　　风格高于一切。但这样的作品让读者的阅读过程充满了纠结。哪怕在小说的结尾孩子们会扬起自己的旗帜欢呼他们的胜利，读者的思绪还往往停留在孩子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上。而诸如《爸爸爱喜禾》、《我老爸的胡言乱语》这样“微博”形式的作品，虽不够宏大，但总能让人们看到通往爱和希望的一扇门。打开那扇门，便可越过冰天雪地，进入一个莺歌燕舞的世界。

　　寂寞的孩子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扇扇门，给遍体鳞伤的他们不绝望的理由。不管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温暖还是冷漠，最后的落脚点都归为成长。而成长本身是一次次不停蜕变的过程。不管那扇门离孩子多远，总有一天他们都推开那扇门，蜕变成蝴蝶，迎着希望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