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天津日报》结缘，是很早时候的事了。

　　小时候的我是公认的野丫头，下河洗澡、捉鱼、摸田螺，上树捋榆钱、摘桑葚、掏鸟窝，翻窗、爬墙、上房，这样的事儿都没少干过。经常会因为脏污了衣衫、磨破了裤子招来妈妈的责骂，也没少因为贪玩不肯回家，被哥哥满条街地“吆喝”过。女孩子玩的跳房子、抓大把儿、砸包儿、跳皮筋儿，我都能玩得头头是道儿；男孩子喜欢的弹玻璃球儿、抽汉奸、打尜儿、摔方宝，我也都尝试过。妈妈算准了我也就能长成个“半疯儿”的丫头，经常发愁地看着我说：“唉，也不知道将来啥样的人才敢娶你……”

　　哥哥上学那年，我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儿。原来书本上那些一行行的小黑东西，能变成有趣儿的话，那些曲里拐弯的符号，能帮我算清手里的糖果。于是，我开始偷偷地去教室外，听哥哥和他的伙伴儿们读书：“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小公鸡和小鸭子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走啊走,走到草地上……”“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一段段朗朗上口的文字，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故事，让我听得入迷，往往偷听几遍都觉得不过瘾，回家后还要缠着哥哥再读给我听。哥哥忙着和伙伴们玩儿，哪有工夫跟我纠缠，便随手写下几个字，教我读一遍，然后告诉我，学会了就可以自己去看书了。

　　这可以算是我与文字“结缘”的开始，为了能早一点学会看书，我对认字特别上心。白天，大人们忙着干活儿，哥哥要上学，都没工夫管我；晚上哥哥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要抢占半边桌子，让爸爸或哥哥教我认字写字。爸妈看我喜欢学，家里又没人照顾我，早早地便把我送进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位老师带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本来像我这样小的孩子，老师是不收的，因为没有精力照看。幸运的是，老师是我本家的堂兄，实在抹不开情面，破例收下了我这个不到年龄的学生。而到这时，没有上过学前班的我，已经能认下百十个字，会计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了。

　　上学的日子是快乐的，因为学校里有更多的玩伴，而我的快乐还因为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四个年级同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写完作业后便可以听高年级的学兄学姐读书，而下课的时候，我还可以涎皮赖脸地借学兄学姐们的书看。

　　又过了两年，单纯的课本不能再让我满足，便想尽办法踅摸书来看。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条件为我买想要的书，为了多看几本书，我是把“哄、抢、偷、骗”的伎俩全用上了。“哄”，当然是哄同学或小伙伴，说服他们把家里能找到的书借给我看。“抢”，是夺人之书，趁别人专心致志读书的时候，突然抢过来，先睹为快。说到“偷”，一是偷书，二是偷看。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吧，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本《西游记》，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小喇叭”节目里，孙敬修爷爷讲的孙猴子、猪八戒，那本书就成了我心念梦想的东西。借是不敢的，因为平时老师总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模样，便动了偷的念头。趁着放暑假前一个收发作业的机会，我偷偷拿出了这本书，又在开学后的第一时间还了回去。一个假期的时间，我大大地过了一把“西游瘾”，竟然没被发觉，心里直喊万幸。不过后来再也没敢做过这样的事。偷看确是经常的，因为同伴们借给我的书，通常也是偷偷拿出来的，因为怕家长发觉，都会给我限定极短的时间。光是休息时间肯定看不完，而心里又不甘，便学会了偷看。上面看一眼正在讲课的老师，下面偷看几眼藏在桌斗里的书，就成了我最常做的事。因为平时学业上没让老师太费心，我这些小动作一直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偷看的次数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被老师逮了个正着，没收了我的书。记得那书是一本《白话聊斋》。老师课下没有找我，我却沉不住气了：同学一次又一次催我还书。为了能够尽快地把书还给同学，我只好主动去找老师承认错误，并一再保证不再上课偷看课外书。而当老师把书还给我之后，我却又故态复萌，而且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学生时代结束。这也算是“骗”了老师吧。

　　结识《天津日报》，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在这之前虽然也喜欢看书，但是能拿到手的多是章回体小说或者古典名著。而《天津日报》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的文学。那时候，我家搬到了村外，我父亲做了村里的干部。村里订了几种报刊，负责送《天津日报》的人，不愿意绕老远跑到村子里去，便总是隔几天把累积的报纸送到我家里，再由我父亲按需要分发出去。

　　忘不了第一次翻开《天津日报》时的情景，本来只是匆匆地浏览新闻，却在浏览新闻之后，发现了更令我迷恋的几个版面，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农村版”，贴近我的现实生活，又有浓郁的文学气息；“满庭芳”，综合各种文艺类型，作品百花齐放；“文艺周刊”，汇聚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文学之美。小说、散文、杂谈，洋洋洒洒、异彩纷呈；高质量、高品位，滋养心灵，尽显大家风范。另外还有“百科之窗”、“读书”等栏目，让我认识了大千世界的多姿多彩，了解了文学的广博无边。那些报纸，那些栏目，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回味了一遍又一遍，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嚼烂了吞到肚子里去。从此，盼《天津日报》、看《天津日报》，就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了当代的文学家们，也让我知道，就在我生活的时代，也有这么一批优秀作家，他们扎根现实生活，跟随时代步伐，用优秀作品歌颂生活。

　　《天津日报》的文学版面，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文学滋养，使我的思维从古典传统名著中回到了现实，更使我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汲取了文学的营养，满足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和需求。我还通过《天津日报·农村版》，记住了家乡几位作家的名字，也为我以后在他们的指导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做了铺垫。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疏远了我的玩伴们，小时候玩过的那些游戏，比不上书报对我的吸引力。我开始更多地留在家里看书、读报，以至邻里乡亲再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越来越“淑女”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勉强可以算是“爱书女”，却一点也不“淑”。我的屋里和我的床头，总是堆满了书报。每当拿到新的《天津日报》或得到一本好书，来不及坐到书桌前去读，我会“就地取势”，或蹲、或站、或坐、或卧、或倚、或靠，随时都能进入阅读状态，连吃饭、做饭时也舍不得放下书，甚至不止一次因为看书烧煳了饭菜。晚上，总要在爸妈多次督促下才肯关灯，而后又往往会趁他们不注意时，再偷偷地打开灯看书，大多数时候都是头倚着书报睡着的。

　　进入师范学校以后，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的大学梦，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我。这个时期，看书、读报就成了我为逃避现实，给自己构建的温馨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时，我的文学梦开始在《天津日报》文学苗圃的滋养下浮出水面。我试着把自己心里所想的，用文字表达出来，有些变成了自己心灵的记录，而有些则拿来与同样喜欢文学的同学交流、切磋，从中体味写作带来的快乐。真正认识我早已仰慕的作家和编辑，是我人生的更重要的转折。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从抒写个人心情转为描写现实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读、学、写、改的过程，算是真正与文学结缘吧。

　　初识《天津日报》时，我不过十二三岁年纪，而今二十多年过去，那种真爱和深恋一直没有改变过。报纸文学版面是我文学梦的启蒙地，也是我们这些文坛初学者摄取营养的沃土，为我们建立了成长的园圃，带给我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曙光。感谢命运让我走近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