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直插云霄的姥山文峰塔
○明代状元衣冠
合肥进士中,在一般市民心目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宋朝的包拯,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一甲进士,位列前三十名。
直到明清两代,合肥中进士人数才变多。而其中名次最高的,是萧际韶,位列二甲第四,进士第七人,为《四库全书》馆纂修,礼科给事中,有《经集解》、《兰石轩诗钞》、《崇德堂古文集》等。
最官运亨通的是清朝的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得中进士甲三十六名。李家在肥东务农,直到其父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得中三甲进士,才得以改变家族命运,从此变成了官宦人家。
文名最盛的是江左三大家之一的明代进士龚鼎孳,龚氏为合肥四大家族之一,家族之文化兴盛,历时数百年之久。曾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清代诗人李天馥,其子李孚青十五岁即中进士,为合肥进士中年纪最轻的一人。
合肥历史上还有一位“文武双进士”,为晚清王赓,号揖唐,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殿试高中二甲第五名进士,后被清廷送往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经廷试又赐“武进士”。王赓追随同乡段祺瑞,成为北洋军政府及皖系势力的重要人物。可惜后来参加日伪政权,七十二岁时在北京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不过,他们都没有当上过“状元”,登上科举的高峰。近代以来,淮军兴起,合肥军政要人频出。晚清有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民国至近代有段祺瑞、孙立人、卫立煌、张治中……可谓武运昌通,但传统重文轻武的思想,仍然让许多人以家乡未曾出过一位真正的“状元郎”而心存遗憾。
科举在有宋以后中国人心目中之荣耀,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虽然存在着许多弊端,但仍然是唯一一条能够让普通平民步入更高阶层的通道,鼓励个人才能与表现,有着不可否认的公正性,以及读书人心目中无上的权威性。即使位列高官,出身名门,没有走过科举之路,未曾考中进士,被视为非“正途”出身,还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湘军领袖左宗棠,年轻时候屡试不第,后成为清国重臣,封疆大吏,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背后更是屡遭科举出身的同僚嘲笑。光绪元年(1857年),左宗棠率大军征伐新疆,就在战事最紧张胶着之时,他突然上奏折,声称要立刻回京,参加该年的进士考试。朝廷上下哭笑不得,只得立刻发诏,赐其“进士”出身。才算把左宗棠安抚了下来。
□本报记者王芳芳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