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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法庭”让工地生活区的生活更为和谐。南方日报记者王云摄
“农民工”法庭正在调节纠纷。
资料图片
南朗镇沙头涌某建筑工地生活区似乎与过往的记忆脱节了。
保安队长向业文来这里大半年,处理过的最激烈的纠纷是一个工人开车压伤一条狗,导致两个班组差点打群架。这与前任们所描述的情景不太相符。往日因鸡毛蒜皮或者讨薪引发的矛盾纠纷如今已经难寻。2008年工地刚入驻的时候,人们不时能在生活区看到工人或怒发冲冠,或悲痛欲绝地讨说法,场面像是仇人对决。
向业文琢磨出了纠纷减少的两点原因,一是工人数量较往日大幅减少,二是去年成立的“农民工法庭”达到了化解矛盾以及普法的效果。
找个第三方当“和事佬”
9月11日下午,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天上,沙头涌一大型建筑工地生活区空荡荡的。
生活区的工人宿舍有钢管顶上搭着石棉瓦的临时房,也有简易的板房。一间板房内,有十几张上下铺床,许多床位只剩下一块木板,男女四人围坐着打牌,桌上散落着5角、1块的零钱,兴许打一下午牌输赢不过10块钱。
此时是工作时间,绝大部分工人骑着淘来的二手摩托车去1公里外的工地了。
生活区外几十米有堆废墟,废墟位置曾是工地的会议室,也是“农民工法庭”的原址。
这一建筑工地的工人数量是沙头涌最多的,高峰时超1万人。工人系来自湖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外来工,平日,早上6点去工地出工,中午回来睡觉,下午做工到五六点。每逢休息时间,各种嬉笑声、谈话声在这喧嚣拥挤的空间碰撞飞窜,彼此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食堂开饭时,售饭窗口前排出数米长队。一名精疲力竭的排队工人嫌前面的人速度太慢,终于情绪失控,扬起腿踹了前面工人一脚,对方也怒了,抄起手中的菜盆子朝他头上扣了过来。一时间,双方打了起来,旁边的工友也上前做帮手。
此类因琐事引起的争吵、打架甚至群架,让无论是保安或是工地管理方时常焦头烂额。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
近年,从全国领域来看,因建筑项目层层转包导致的农民工欠薪问题愈演愈烈,每逢年关更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期,该工地也不例外。此类问题一旦发生,工地方面与工人无疑被摆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位置,他们亟需一个说话公正的第三方当“和事佬”。
沙头涌边防派出所位于南朗镇,管辖海岸线11公里、海上面积约100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9平方公里。近年,所里的十余名警官常因该工地发生纠纷而出警,处理时往往只是促进双方和解或者进行拘留,在警官们看来,这类方式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外来工来说“普法效果有限”。
去年夏天,该工地的管理方向沙头涌派出所提出建议,何不设立个“农民工法庭”?双方一拍即合。
将矛盾化解在工地
去年8月25日,沙头涌派出所联合驻地法援部门为该工地成立“农民工法庭”。据媒体报道,这是广东首个“农民工法庭”。
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庭。“法庭”由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和法律意识较强的农民工组成,平日负责调解工地、厂区农民工的各种矛盾纠纷,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并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最初,“庭址”选在生活区外的会议室。这间板房内,几张桌子摆上“主持人”、“记录人”、“当事人”的座牌,就可以“开庭”了。在座的有纠纷双方,有证人,坐在中间的是“扮演”法官的民警。一些工人下班后,没来得及摘下安全帽便赶来旁听。
警官邓林坤说,营造法庭的氛围能让当事人就事论事,而不是选择情绪地吵闹。
仅过了2个月,工地方因部分工程完成,便将会议室等板房拆除了。于是,民警只能将调解纠纷的场合改成了生活区外的警务室。
邓林坤虽然觉得有些遗憾,但转念一想,只要能达到调解及普法的效果就好了,“过于形式化没意思”。
事实上,此前亦有工人反映,平时上班时间很紧张,下班后还要在“法庭”上耐着性子走那么多辩论、举证的程序,“浪费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民警们以“法庭”形式调解的往往是较为棘手的纠纷。对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多由工地上法律意识较强的农民工处理,如保安部队长陈瑜和保安队长向业文。文章开头提及的那起纠纷,是向业文印象中“场面很大”的一次。
今年年初,一名工人开车时不慎压到一条狗的腿,狗的主人是另一个班组的工人。主人看到顿时火冒三丈,一定要对方赔200元钱,但肇事方不乐意。霎时,两个班组的近百名工人对峙起来,眼看要抄家伙打人。恰在一旁的向业文赶忙冲过来,站在中间。
向业文分别打电话叫来负责这两个班组的包工头。包工头一出面,气氛显然缓和了许多。肇事一方的包工头说:“我们工人的确有错,这200元该赔。”对方也不好意思起来:“不用,不用,小事情。”纠纷以肇事方不必赔钱解决。
“防火”较“救火”更关键
将时间花在大量救火式的事务性处理上显然不够,民警同时将目光转向了“防火”。
诸多建筑工人并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意识,因此遇到工伤、劳资等纠纷时,往往面临证据不足而维权难的困境。于是,在每月一次的法律咨询现场,民警将只差一个签名的劳动合同摆在桌面,提醒工人一定要找老板签合同。
警官孙国库见证过这一过程。此前他向记者表示,有老板打来电话质问:“怎么现在这些工人都找我来签合同?”
建筑业长期存在层层转包现象,若其中任何环节出差错,均会导致工人领不到工钱。该工地管理方也意识到了防范讨薪事件的重要性,便在无法改变层层转包的现实下摸索出一种新的发钱方式,即绕过包工头,以现金形式直接将钱全额发给工人。包工头随后从工人那里拿钱,且当时只能拿到全额工钱的80%。
去年下半年以来,工地里便多了一个让人们看起来很是“壮观”的场景。
工地财务处,一人坐在桌前发钱,另一人进行登记,工人们从桌前到屋外排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长龙。拿钱、签字、摁手印、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手捧现金对准面前的镜头微微一笑,随着相机“咔嚓”一声响——工人们意识到,工钱拿到了。
这种方式的确有了效果。邓林坤说,今年以来,该工地未发生一起因欠薪引发的劳资纠纷。
近来,受房产景气指数连续下滑的影响,开发商减缓了房产投资的步伐,该工地的工人数量也日益递减,目前仅剩1300人。人少了,纠纷自然会少,向业文比前任保安队长清闲了许多,实践中,他也摸索出不少处理工人间因家长里短发生纠纷的经验。他说,自己能处理就尽量自己处理,“少去麻烦警方”
但在民警看来,工地上纠纷次数减少还有别的原因:工人的法律意识增强了。
邓林坤说,如今,不少工人碰到需要维权的事情,不管是报警、找劳动部门或走法律途径,“讲得头头是道”。
前段时间,沙头涌派出所在该工地做法律宣传时特地请了位律师,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与去年这时候相比,‘市场’显然惨淡了许多。”邓林坤注意到,当天,只有一位女工向律师咨询关于工伤的问题,而且是帮其他工地的人问的。
-声音
“农民工法庭”的调解
是一门艺术
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与行政法专业分会主任徐小安:
中山的“农民工法庭”,能充分利用基层组织的资源,使得解决纠纷的渠道更多。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农民工法庭”的优点比较明显,一是可以贴近农民工,方便农民工,可以快速高效调处纠纷;其次,让农民工中有法律知识有威信的人负责调处纠纷,更容易取得工人的信任,提高调解成功率;此外,委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加入“农民工法庭”,有助于树立公正形象。
当然,“农民工法庭”也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因为“农民工法庭”不是真正的法庭,其只有调解功能而没有裁判权力,因此要注意把握警察权的界限,尊重当事人的调解意愿,防止越界干涉民间纠纷。另外,调解是一门艺术,调解员最好要有专业训练经历。
尽管如此,我认为“农民工法庭”仍然很有推广价值。现在建筑领域的劳务纠纷比较多,劳动部门和人民调解机构的应对能力有限,如能在现有调解渠道之外再增加一个渠道,有利无弊。但是“农民工法庭”的名称不妥,法庭是法院的下属机构,属于国家机关,任何人不能自行设立法庭;且使用“法庭”的称呼容易产生误导,令工人误以为这是可以行使裁判权的司法机关。
南方日报记者刘长欣李华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