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很久没有与黄先生联系了。可以给先生寄两盒茶叶。这是必须的。”我已多日不记日记。

　　9月5日，我出差宁波，上海周毅给我短信：“黄裳病重，你也许可以去看看他。”几个小时后，又收到周毅短信：“刚悉黄裳走了。”

　　一时无语。

　　黄裳先生走了，93岁。

　　我与黄先生谈不上非常熟识。2007年建立通信关系；2009年5月，在上海，到陕西南路陕南村拜访过先生一次。前后交往四五年的时间。

　　给黄先生写信，主要是为我写《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我对他们1947-1948年的那段生活颇感兴趣，就冒昧给先生写信，没想先生极为热情，信写得又快又好。后听人说起，先生是喜欢写信的。但也是在有话可说的情况下。没有话，或者不适合，是断断不会得到他的回信的。

　　黄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苏北老兄：

　　《一汪情深》收到了。翻了翻，近来多忙，等闲下来细读。将《文汇报》上六十年前曾祺佚文收在书后，甚佳，可作全集补遗也。当时笔会编辑是唐弢。我刚从重庆回来，在南京。

　　我那篇“代序”中有误字，当以发在《读书》上者为准，我看过清样。汪家兄妹对我的“评论”，感之。其实我没有什么成就，你计划的《读黄记》，值不值得写，望考虑。

　　匆复，即祝近好！

　　黄裳

　　09.5.7

　　这封信是我给黄先生寄了《一汪情深》后他的回信。信中我说：有可能的话，我将集中阅读他的文字，边读边记心得，这样让岁月去记录，也许可写一本《读黄记》。可先生回信却说“值不值得写，望考虑。”简短几个字，就见出一个人境界的高低。

　　可是，真写起来，我有这个能力么？恐怕是要打个问号的。

　　黄先生逝世第五日，我到书店收罗他的书。在图书城，查到《来燕榭文存二编》，有三本存货，分类在文学理论。可是售货员找起来，竟不能得。前后用了近半小时，翻箱倒柜，书柜下面的抽屉都抽了出来，只搜出几只蟑螂。倒是在墙边准备退货的塑料箱中，给我翻出《旧戏新谈》来。也不用退了，就给我吧。

　　这是本城最大的书店。这也许只是偶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读者是如此的喜欢黄裳的文章，以至出现数不清的“黄迷”；另一方面，图书的市场，前景是如此堪忧。这是题外话。当然，我换了一家小型的民营书店，还是如愿买到了《来燕榭文存二编》。

　　人走了，读他的书似乎更迫切。这就像一样东西得不到，心中便十二分的爱惜。我翻看这本有着米黄色封面的、雅致的新书，犹如见到一个新人，或者是与旧友在雨后的林中漫步。我前后翻看，感到这真是一个相当有活力的、充沛的生命。可以说，黄裳是极度热爱写作的，终生不移。他自己说过：我是有强烈的发表欲的。可贵的是，这样的一种活力，能一直保持到晚年。数数《二编》里的47篇文章，除仅有的几篇旧作外，全部是近两年的新作，也就是90岁后的作品，真正是不折不扣的“活到老写到老。”

　　这几天，我把分别插在几个不同书橱里的先生的书，统统收罗起来。《过去的足迹》《春夜随笔》《榆下说书》《翠墨集》《银鱼集》《河里子集》《珠还记幸》《黄裳自述》《来燕榭少作五种》《海上乱弹》，等等，数数竟有二十多本。有些还有先生的题签。先生在《过去的足迹》的扉页上题“为苏北老兄题。黄裳，己丑夏。”那透着一辈子书写气息的文字，立在你面前，犹见其人。

　　将这些大大小小的书摊开，又摞起。翻看每册的目录，发现自己竟有那么多的篇章没有读过，或者读过已遗忘殆尽。我手指在目录间游走：《白门秋柳》《雨湖》《海滨消夏记》《老板》《琉璃厂》《跋永玉书一通》《京尘琐录》《也说曾祺》……那些文字在纸面上都凸显出来，自由活动起来，仿佛此时才觉出了这些文字的好来。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此时的阅读才是最有效的，想必生命中的那一点点灵光一闪的神秘，都游弋了出来，使自己像女性一样灵性透明。我仿佛是面临一场考试之前，大段大段吞食这样的文字：“西湖只是一片烟雨迷蒙，好像‘元四家’哪位画师，用蘸饱了水墨的画笔，狠狠地横扫过去，就成了眼前的光景。”(《雨湖》)“从小爱读《红楼梦》，迄今仍不忍去手。常置一卷于枕畔，随意选一节读之，无不欣悦。”(《读〈红楼梦札记〉》)“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也说曾祺》)

　　在《伤逝——怀念巴金老人》和《忆丁聪》两篇怀念文章中，黄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妙的结尾。短促有力，显出神来之笔。在《忆丁聪》中，他叙述了与丁聪相识、相知以及丁聪赠画等，不长的一篇小文，最后的结尾却是“小丁，从此别了。”这一句干脆利落，却感情绵厚；而在怀念巴金的文中，则一句“掷笔惘然”，如惊天之雷，戛然而止，留下无限的沉思。

　　好像王元化先生说过：“黄裳是真正的文章高手……很难有人超过他。”也许这只是元化先生的一家之言，我们不去评说。作为一个喜爱黄裳文章的一般读者，我们只是感性的阅读。读出好来，就叫一声，如此而已。

　　黄先生给我信，我已包扎归于一处。前两日，我又取出。重温那些透着生命体温的、娟秀字迹的信，如见其人。黄永玉曾说黄裳“写信时不那么认真，所以极潇洒，字随文活，读来有好几种的快乐。”(《跋永玉书一通》)

　　我读黄先生的信，也有着同样的快乐，并多一份宁静与玲珑之心。2008年，我给先生寄了一点茶叶，先生来信说：“佳茗一箱，真为厚赐。春来沪杭诸友，纷纷以新茶见赐，拙居遂如茶叶店，今更得新品，不知何时始能啜尽也。”文字中的顽皮与快慰，竞相尽现，这样的信，读之令人欣喜。在另一封信中，先生诉苦“最近苦于为人签名，且须寄回，跑邮局。窃以为此亦多事，不可取，尊意如何？”一副无奈又无助的滑稽俏皮模样。

　　黄裳先生写信，是一直习惯于竖行。有时用那种极薄的印有暗花纹的专用笺纸，那纤秀俊逸的文字，被这种优雅的纸衬着，在一种古旧气氛下，真可以每幅都能装裱成一帖耐品的手札了。正如黄先生自己所说，有些书信，“都是绝妙的散文”。

　　这样的书信，在人走之后，再去阅读，又多出一种难言的滋味。说不好是苍凉，也说不好是惋惜和悲怆。一人灯下静读，不觉会眼湿，流出一颗清泪来。

　　我在《来燕榭文存二编》的扉页记下了如此的话：

　　黄先生走了，作为一个人的是是非非也随之结束。之后他的名字，将和他留下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其余一切，皆为“浮云”。

　　黄先生走了，才忽然深感到先生的文字的纯粹与雅致，温暖与笃实。在以后的慢慢长日中，只有静静地阅读先生的文字，以追记矣。

　　这样迟来的感受，却是在黄裳走后。

　　(2012年9月11日参加黄裳告别仪式回合肥家中作)

　　蔡晓妮摄

　　简介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并熟于版本目录之学。结集出版有《锦帆集》、《锦帆集外》、《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清代版刻一隅》等三十余种，辑有《黄裳文集》六卷。译有《猎人日记》等。黄裳被公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散文大家。其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文体的自由潇洒、挥洒自如。黄裳在长期的创作中尝试了散文的几乎所有体裁，然而事实上，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从来不恪守传统的所谓分类的规则。

　　黄裳著作

　　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所收大抵以黄裳先生近三数年所作为主，也有少数篇章，为过去编集时漏收的，分为四辑，包括了凤城一月记、五十年前的十月、寻找自我、《劫馀古艳》序、买墨小记、马瑶草小记、冬日随笔、跋姜德明藏《东山酬和集》、郇斋小记等。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黄裳的游记散文凝山川地理、历史文化于笔端，挥洒自如、学识广博；记人散文平朴简约，善于通过琐事和细节凸现人物个性；品书杂感随意练达，睿智深刻,明澈诙谐。本书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