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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角教授做客桐城新闻网讲述“桐城派”
随着桐城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桐城人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之语。
“桐城派”的政治影响
在不少人看来,“桐城派”都是些舞文弄墨的书斋文人,是个学术流派。一般搞学术的人影响也很难发散到社会之上。因此,“桐城派”应该是远离社会政治,他们的雅淡之音也似乎不能与当时的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振世之音相比。
但其实不然,“桐城派”自一诞生开始,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桐城派’的这些文人影响政治,除了通过为官一方造福于民外,还通过给皇帝上奏章来关注民生;或者通过办教育,出任书院山长(相当于今天的院长)来施教于民。”“桐城派”研究学者、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小角告诉我们。
据江小角教授介绍,“桐城派”作为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中产生深远影响,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的。
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使程朱理学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官宦、士大夫从小就受其影响,所遵行的也是程朱理学强调的纲常伦理。
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桐城派”的四祖之一——方苞。
方苞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之后又提出了“义法”主张。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此书在乾隆年间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倡导的桐城派“义法”文理,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开创了“桐城派”的政治之本。
当然,说“桐城派”的政治,就不得不说那场著名的“《南山集》案”。
“桐城派”四祖之一的戴名世天资聪颖,后因才华卓异入北京,选为八旗正蓝旗教习。在北京期间,戴名世弟子尤云鹗将他的习作刊刻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而桐城派的治学主张、特点也随《南山集》一起风行,为当时文人模仿。
《南山集》让戴名世名动天下,集子刊印后的第九年,戴名世参加殿试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此时的他名望如日中天。或许正是应了“树大招风”这句俗语——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天下学人的泰斗,戴名世招来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号,实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过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时间的著作,怎么现在才被翻出来,成为作者“大不敬”的罪证?很显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计了。
参劾状送到了康熙面前,这位“明君”难道就不明就里吗?不,他要杀鸡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华再大,也不过是我手中的羔羊罢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而几年后,受《南山集》案牵连的方苞被“恩释出狱”,这位桐城派大家显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训,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韬光养晦,平生虽两次入南书房参与政事,却又对政治和权利全无野心……
“乾隆中后期,在京城有这样一句话:‘京城官生半桐城。’就是说北京的官员、士生半数都是桐城派弟子。足见‘桐城派’的政治影响。”江小角说。
为什么是“桐城派”?
桐城派虽是文章流派,但因其影响广大,遍及全国,且时间延续较长,长时间地成为清代的文章时尚,加上众多高官、名流参与,其影响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清朝思想文化的主体,其政治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桐城派”呢?
古称“桐国”的桐城盛产稻米,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适宜居住。安居乐业后自然就该读书了。桐城人十分看重读书,文风盛行,民间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俗语。就是说家里再穷,哪怕揭不开锅,也要想尽办法让子女读书。家里再富,也要勤俭。
而且,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桐城佬。”作为桐城人的江小角教授,每次在和别人说起家乡的这句俗语时,都是一脸自豪——桐城人的聪慧、好学是世所公认的。
或许您不相信,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清初扬州富商邓大同曾为族中子弟延请桐城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学,再不是从前那副木讷呆笨的样子。同样的儒学教材、同样的孩童,为什么一经桐城教师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样?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桐城学问注重务实,言之有物,活学活用。
因此,随着桐城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乾隆年间,刘统勋弹劾桐城人张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张、姚二姓,几占(大清)半部缙绅录”之语。
独特的“桐城派”名宦
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而在江小角看来,“桐城派”为官者,不仅“学而优则仕”,而且能够“仕而优则学”,留下了许多佳话。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姚鼐也曾官至《四库全书》纂修。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待《四库全书》完成后,姚鼐却在44岁时乞养归里,不入仕途,任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对于姚鼐中年辞官的原因,历来有种种说法:他自己一再声称是“以疾归”,同为《四库全书》纂修官的翁方纲说他“以养亲去”,同乡姚莹说是因推荐他当御史的相国刘统勋突然逝世“乃决意去,遂乞养归里”,《桐城续修县志》说由于他充四库全书编纂官,在学术上与同僚有分歧,“与时不合,遂乞病归”……如此种种。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姚鼐中年辞官正是‘桐城派’为官者性格的一种体现。和许多‘桐城派’文人一样,姚鼐是个有独立思想狷介自好的人。他不愿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才主动辞官,实现其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他不可能选择与统治者坚决对抗的道路,而只能选择退让。”桐城派研究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唐红炬分析说。
诚如唐主任所言,翻开“桐城派”名宦们的为官经历,不难发现“桐城派”辞官现象屡见不鲜。当他们觉得自己不能与统治者“道合”时,不少人选择了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走书院学人的道路。成为“桐城派”名宦的一大特点。究其原因,应该与桐城派为官者刚直不阿,不愿与人同流合污有关。
和别的地方官员不同,因为自幼文风熏陶,那些外出做官的“桐城派”不论到哪里,都把桐城人“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带到哪里,都会建文庙,兴学校,教民读书,倡导礼仪。
“桐城派”为官,还有个特点——廉洁至上。许多人在贫穷的地方为官,不仅洁身自好,而且把应得的俸禄都捐出赈灾济民,乃至回家无路费;甚至有的人去世了都无钱买棺入殓。这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桐城官员姚之骐在湘潭知县任上累死,与其素不融洽的兵备副使前来奔丧,见其囊中仅有几十金路费,不禁抚尸大哭……
才高行卓方苞、水利总督方观承、直谏贤臣姚元之……虽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官宦,但细数“桐城派”的这些名宦,就如同他们的文章一样名扬天下。
□程堂义徐子健陈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