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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旧址
○曾国藩
虽然官居一品的曾国藩并非“桐城派”嫡传弟子,但在这组策划报道,我们还是想把他归于桐城名宦之列,不仅因为他是“桐城派”文化的中兴者,更因为他的执政理念中深深地浸透着“桐城派”的思想。
陷入困境的“桐城派”
1872年农历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府内后花园中散步,突然,纪泽感觉到父亲的身子在往下沉,沉得那么突然,纪泽来不及反应过来,父亲已瘫倒在地。闻讯而来的家人七手八脚地把曾国藩抬进卧室,然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很快,他就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走完了他短短62年的人生……
盖棺定论,曾国藩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消息传至百里之外的桐城,人们还是不禁扼腕叹息:作为“桐城派”的中兴者,他让“桐城派”在行将衰落时得以改造和继承,再度辉煌于晚清文坛。虽然,他可能有着自己的目的。
经过两百多年的兴盛,桐城派在19世纪中叶趋于衰落。虽然作为当时唯一在京的姚鼐门下高足,梅曾亮成为京师治古文者访求的对象,梅曾亮也俨然成为桐城派领袖。但梅曾亮与桐城派三祖相比就逊色多了,且梅曾亮后来对官场渐生厌意,辞官回到老家。在以官位为重的社会里,梅曾亮不高的政治地位,不免会弱化桐城派的影响力。
而且,鸦片战争前后的国家危机使文人士子无暇浅吟低唱,文坛笼罩着一片燕赵悲歌、杜鹃啼血式的悲凉慷慨之气,引领文坛的多为“开张王霸,指陈要最”的“豪杰之文”,虽然当时的桐城派已扩展至广西、江西一带,但桐城派文士所擅长的平淡雅洁之文却不被人叫好,桐城派似乎陷入了后继乏人的困境。
陷于困境的桐城派希望改变自身尴尬的状况,他们渴望有个人能“为人望所嘱,庶几足以震荡海内,开阖风气,使偏宕卓荦之士,悉转移而归之正学”。
终于,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当时的湘军统帅、“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
因何中兴“桐城派”
但让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为湘军统帅、洋务运动的力倡者,曾国藩为何会在桐城派行将衰落时“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
究其原因,耐人寻味。
首先,曾国藩自幼喜好古文,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就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如此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特别仰慕姚鼐,多次提到以姚鼐为师。及至后来到京城后,曾国藩又结识了姚门高足梅曾亮,并且交往甚密,曾国藩曾多次前往梅曾亮处问学,这些在他送给梅曾亮的诗《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均有体现。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主张与桐城派的“致力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基本相合。所有这些都为曾国藩中兴桐城派打下了思想基础。
其次,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曾氏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派是大致相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这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因为,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
应该说,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派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派卫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桐城派”与洋务运动
1859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宣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这无疑是公开宣告自己将接姚鼐古文大旗的宣言。这篇文章问世后,桐城派因此声名重振。同年,他纂辑《经史百家杂钞》,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扩大入选范围,重辟取范门径,这应该算是曾国藩正式改造桐城派古文之始。
的确,此前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他严格精选将帅,广招士兵,发布《讨粤匪檄》,向太平天国军队宣战,其间屡经受挫,苦苦拼杀,展开血战,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经过十余年的搏杀和起伏,曾国藩如愿以偿,将横扫大半个中国、几乎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镇压,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
这时的曾国藩中兴桐城派,首先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例如,为使桐城派古文能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派文章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创办“安庆军械所”,制造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扩建“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母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工业基地。为了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1867年,曾国藩在“机器母厂”设立“翻译馆”,聘请英、美翻译及留学人员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成为清政府创办的时间最长、影响很大的翻译中心……他把先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设想付诸实践,使中国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是,此时的曾国藩通过改变桐城派文风来适应洋务需要。他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针对桐城派为文之弊,曾国藩提出作“雄奇之文”,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此虽与桐城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但也并非与桐城派古文风格完全两立,他所言的“雄奇之文”,实脱胎于姚鼐文论,后发展成为“湘乡派” 。
梁启超曾赞曾国藩集“桐城派之大成”。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改造,应该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想借桐城派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从继承和发扬桐城派文化来看,曾国藩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曾光光徐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