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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克让
什么是书法?这涉及汉字书写的全部范围。一切历史都是从传说开始的。书法史的源头,也有一段混沌的传说。讲书法史一定会涉及汉字之前的一些刻画符号,颇费思量地揣摩这些符号对于汉字的意义,甚至就把这些符号认作汉字。至于成熟的汉字,毋庸置疑是被当做书法来研究的。所以,书法史和汉字的历史同时发生。
第一代甲骨文的研究者就直接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殷代甲骨文看做书法。郭沫若先生明确说过甲骨文就是一代法书,即堪作典范的书法,说那些刻写甲骨文的“贞人”就是后世的钟、王、颜、柳。如果我们承认书法的博大和书法内部的巨大差别,我们便不该“执冰而咎夏虫”。须知我们今天所说的成熟,总是基于今天的立场,若从远古文字的立场看今天,则今天已经走过成熟而走向新的变异了。所以,我们不要欺负那些作古千年已经不会说话的人,把他们的伟大创造排除在书法史之外。或许我们最终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字迹将永远彪炳史册。书法史是一部三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三千年的上游是他们,我们只是守护着相当往下的下游。
古代遗留下来的字迹主要有铸、刻、写几种形式。铸造的文字是工艺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书写的结果,书写在此前的模范上已经完成,铸造只是真实地传达着上一个的书写,并不产生新的书写。另外,我们在欣赏铸造的结果即铸造文字的时候,往往省略了中间的铸造环节,直接高谈阔论它的用笔,实际上就是直接关心书写。书写的工具无非是刀或者笔,那么,古代的字迹就可以由刀、笔基本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毛笔墨书真迹之外的刻凿字迹,数量甚至多于笔的真迹,艺术感染力也不让笔迹。从整个历史看,书法史就是一部刀笔合流的历史。
刀笔合流是最后的结果,在其过程之中,还是渐渐地分出了主次,笔很早就成为书写的主导。即使在笔的真迹罕见的殷周时期,书法史主要关心的也是表面形式后面的笔。金文与甲骨文的区分,是书风的差异,并非字体的不同。其原因在于载体及用途的不同。其中用途所带来的内容的差异和布局形式的区别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次要的,而由载体所涉及的工具与工艺过程几乎决定了各自的书法风格。两种工艺过程相去甚远,但都设法将各自的结果尽量地向毛笔靠近,这种努力是看得见的。若研究具体作品,甲骨文、金文二者固有在各方面极其相似的作品。所以,殷代金文和甲骨文只是在不同场合、不同载体上的表现,书风的差异不能掩盖文字实质的一致。其中的严谨之作,都在努力追摹毛笔的真迹。殷金文多块面状肥笔,书法史家一般称之为“铸造感”。所谓“铸造感”,似乎是说金文由于铸造工艺而不可避免的痕迹,其实未必尽然。对此我们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这种肥笔与同时期毛笔朱墨书真迹极似,如笔画尖起尖收而中间极力铺开,说明铸造工艺在惟妙惟肖地追求毛笔之迹;第二,与铭文书法同处于一个器物上的纹饰,无一例外成功地避免了特殊的“铸造感”。所以,繁重的肥笔是刻意而为的效果,并非无法避免的“马脚”。
从殷晚期的甲骨文算起,书法的历史已经逾三千年。就实物遗存而言,大约唐以前铸刻书迹的数量超过了毛笔真迹的数量,宋以后则毛笔之迹占据主流。但即使针对刻凿铸造数量占优的上古时期,我们还是把主要的目光集中于笔。一方面,铸刻的字迹数量占优是历史湮灭了更多笔书真迹的结果,并不是书法历史的真实。“惟尔先人,有典有册”,殷代的这些典册真迹没能保存下来。同样,魏晋南北朝因罹乱而丧失名家真迹的事情也不绝于文献。周秦汉唐的情况想必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刀迹与笔迹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笔迹一直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肯定着刀的趣味,最后合为一条巨大的洪流。自宋代开始文人主盟书坛,书法中刀的气息被大量地放弃。没有了质朴的刀的气质,灵秀的笔意也孤掌难鸣,单独支撑不了许多年,只能渐渐僵化,终于在明代走向衰竭。晚明至清代,刀的趣味再次出现在一些锐意求变的书法家的笔下,渐渐成为风气。清人变本加厉强调刀的痕迹,虽然他们对刀斧所产生的金石气的回归并未达到理想的高度,但重新拾起碑意是用心良苦的。
笔的意义就是写,而不是堆砌、印刷、铸造等等其他的过程。其他的过程如果也产生了字迹,还是因为先此已经经历或借鉴了笔的书写了。从历史遗迹看,只要笔写了汉字,也就书法了。
书法就是笔写汉字。这是同时包含过程与结果的一句话,或者说把创作与作品一起说了。书法就是笔写汉字,这话岂不是等于没说?当然不等于。这也太简单了吧?就这么简单。如果考虑到其他的书写工具如刀都在追摹笔迹的话,可以更简单地说书法就是写汉字。
书法就是写汉字,如果你不敢说这话,或者还没想好,那一定是在考虑是否周密的问题。书法的因素的确不简单,我们不能用一两句话涵盖它的复杂性。但是,定义正好只关注最本质的问题,而不照顾复杂性。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剥离的办法把一切干扰的因素暂时排除,留下不可移易的核心。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想一想能纳入书法的因素都是些什么。比如:工具有刀、笔、墨、纸、砚,内容有诗、词、歌、赋、铭、书、表等,形式有卷子、册页、中堂、横批等。当然,此外还需要汉字。除了汉字,上述因素都可以去掉而书法依然是书法。没有文房四宝的参与,直接的斧斤刻凿之迹,谁说不是书法呢?放弃文章也可以,单独的一个字,也是书法。至于卷子之类的外在形式,比起书法的历史晚太多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被代替,甚至可以不存在,唯独汉字不可或缺。可以设想,用尽以上所有的工具,写出所有可以想到的文章体裁,写成任意五花八门的形式,若不落实为汉字,始终都与书法无关。
当然,我们说写汉字就是书法,并无意将所有的汉字都视为成功的书法作品,而是说,写字是书法的开始,再初级的写字,也具有书法的因素。庄子说:尺棰取半,万世不竭。书法家和史家不能让历史上的一个汉字、一笔书写从眼皮底下溜走。
在这个定义之中,我们同样不必对写的心理有所限定,即无所谓自觉的书法与朴素的书法之分。一代有一代的书风,一代也有一代与书法相关的其他风尚。如我们现在流行展览,出集子,但二王所处的东晋就不时兴这些。他们不搞展览,他们流行尺牍往来较量书法高低。不是他们酸腐,他们有时比我们还放任自由。王羲之在门生的几上写字,在路边老太太的扇子上写字,王献之在学生的裓衣上写字,师宜官在酒店的墙上写字。当然他们最在意的还是尺牍。我们不必计较一件古代字迹的本来性质是什么,我们只关心它在后人的眼中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