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许联瑛
2012年6月8日10时28分,一代宗师、我国花卉学泰斗陈俊愉先生辞世,享年95岁。深夜,我坐在桌前,轻轻打开记忆……
2003年秋冬之间,陈自新先生(原北京园林科研所所长)见到我们引种石楠后说了一句玩笑话。他说,你们的研究能让冬天见到了绿色的叶子和红色的果实。那么,你们能让冬天见到开花吗?大家一笑而过,并未认真。几天后,我见到《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认为,北京冬季有望露地开梅花。这使我立刻联想到之前的玩笑话。这是谁?可能吗?我如何能认识他?
当时,我立即与林绍光先生通了电话。林先生是北京市花木公司的总工程师,是一直热心支持我搞科研的人。据他所知,陈俊愉先生正在北京植物园开展相关研究。由于示范地单一,可能会延期验收。随即他告诉了陈先生电话。
2003年11月21日,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电话那边声音爽朗。听了我的想法,先生一口答应,说:“实际上,在北京露地栽梅花,不是技术问题,是观念问题。”我感受到电话传递过来的信心。第二天,我就与龙潭西湖公园的同志商量并产生动意,打算试试看。
在这个冬季,我们商量了试验计划。第二年早春,就按照先生的安排,种植37株小规格的山杏砧木,开始为嫁接做准备。
2004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先生电话,将到我们这里看一看种梅花的地方。“从上午9点半钟,到11点半,我们几个人陪陈先生及家人考察了预研项目。他时年已经87岁,可登高下坎,兴致盎然,逐一考察了三处共六块地的苗木种植情况。先生认为,我们在城区内做梅花推广,意义非同一般,如果能够有一定规模(20亩左右)在北京一定可以引起轰动。他认为,北京现有的梅花种植,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市区内只有在中山公园、北海有零星种植,形不成规模。而我们的条件很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一定能创造出很好的园林文化景观。受到如此鼓舞,我又萌生建立西湖梅园的进一步构想。陈先生从修剪、施肥到嫁接、养护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指导。临别时,他送给我整套梅花种植的书籍和资料,这给了我无比的惊喜与感动。初次见面,能得陈先生如此信任,则不管坦途与挫折,我都会为自己心仪的事业尽心努力!”这是我那天的日记。
当年夏天,先生又介绍我参加有多家单位参与的《梅花新品种选育及抗寒性研究》课题组,“崇文区作为市区,尤其是城南。人口密集,可以利用区位优势,直接示范成景。”这就是当时先生对北京城区今天梅花景观的最初构想。今天的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早春“美景直教胜江南”便是先生战略运筹的结果。
先生的构想,得到了原崇文区科委王建昌主任和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区科委当即拨付专项经费,我局也随之扩大了示范地范围和小组成员。王森局长认为,明城墙绿地有较好的小气候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1500米的城墙既是天然屏障又是绝佳背景。我们一致认为,在这里种梅花,能行。
在这以后的几年时光里,我与先生因梅花而逐渐稔熟起来,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梅花栽培技艺、品种分辨方法、梅花文化源流以及植物引种驯化理论等等。他说:“以前,都是我追着别人种梅花,现在你是追着我种梅花的人。”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他在2006年为我们在职研究生上的一课,题目是“吃透天地人文,才能园林创新”。在同学们的搀扶下,89岁的先生走上第3教学楼的5层教室,为我们讲了“园林文态”的概念。从提出梅花作为国花到倡导梅花牡丹双国花的历程,我清楚地理解了先生的思想感情和哲学观点,并不断被他“以梅花精神、做梅花事业”的情操所感染。
2005年春天,为了支持我们发展梅花,先生向明城墙遗址公园等处赠送100多株大规格梅花。在他的感召下,河南卢氏秦治章也随之赠送梅花苗木49株。连同我们购买的好几百株,再加上我们职工的精心养护,北京城区梅花一下子就有了规模,形成了景观。
2008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初十),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露地栽植的复瓣跳枝、小宫粉、小绿萼、三轮玉蝶等梅花早花品种拆除防寒围挡后,陆续初见花朵。这让先生大喜过望。他说:“这是我国北方梅花
露地开花花期最早的记录。”根据我们不断的花信观察报告,进入3月后,先生提出可以举办群众性赏梅活动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心中还是很惶惑,怕到时候花量不大,但是他意见明确:“不要怕,有我呢”,并把活动日期定在北京冬春之交的3月15日。由此开创了北京城区群众性赏梅的历史。现在,这里的梅花年盛一年,年年早春花海里,美景直教胜江南。
2012年3月18日,北京大雪,明城墙又一次开了梅花,其中以梅石大观旁的几株开得最盛。清晨,我在现场给先生报信,电话两端,一样的欢心沉醉……我仿佛看到了他开心和欣慰的笑颜。这一切,该是对先生倾心爱抚的绵绵回报吧!
这些年,我曾多次陪同先生在各处研究梅花……我在实践中不断体会他的“南梅北移”理论。我认为,北京梅花引种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交互验证的过程。先生对地史变迁和气候变化规律的正确理解、对植物生态历史分布的辩证认识以及坚持循序渐进的基本思想是“南梅北移”理论最重要的三个基本原则。
在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生在北京成功地领导了中国梅花事业的发展,是他接续了历史而新开天地,经历了筚路蓝缕的艰苦跋涉,第一次盘清中国梅花家底,廓清梅花“南梅北移”的种种疑团,提出“北京栽种梅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之论断。先生的论断,正确认识了自然和历史发展规律,蕴含深刻的科学依据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今日梅花能为广大人民带来福祉,是先生带领我国梅花研究和实践者们历经数十年对于规律的艰苦探索和技术上的反复实践,不断改良、锲而不舍而成。对于每一位热爱梅花的人,都得到了先生的恩泽。
今天,中国梅花事业健康蓬勃发展:研究成体系、人才有辈出,北京梅花也是大观初成,中华大地开遍了梅花。中国梅花能有今日之规模,是足以告慰先生的梅花之魂了!
“园林泰斗梅花魂,永留清芬在人间”。
王金辉/插图H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