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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陈可辛新书《自己的路》内地版在北京首发,他年逾八旬的父亲陈铜民到场助阵。陈可辛敞开心扉回顾从影历程,透露了风光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武侠》意外受挫,如今再度出发,陈可辛说,拍电影要从中找到自己的快乐,不要抱怨,虽然一度觉得上半辈子输了,但是这不代表下半辈子会输。
新书回顾电影路
成败皆因太自我
《自己的路》追溯了陈可辛三十年的从影生涯,曾志伟、黄建新、韩三平、黎明、金城武、汤唯等工作伙伴以及家人在书中一同回顾了他的电影之路。
陈可辛说,自己的前半生,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太自我。“我是个很矛盾的人,表面是很温和儒雅、彬彬有礼,其实非常固执任性、爱较劲,非常自我。这些年来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源于太自我。我觉得书名叫《自己》是最适合的,至于英文名,不如叫myway。”
聊到新书的内容,陈可辛表示,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失望,因为他一直在讲生意,“如果不讲生意,我的艺术进行不下去。我本身就是很坦白的人。可能很多不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会觉得,这本书没有带来那么美好的画面,没有展示出导演辉煌和美好的一面,可那个确实就是我。”
就在去年,《武侠》遭遇滑铁卢。与《十月围城》乃至早年《金枝玉叶》《甜蜜蜜》的辉煌时期相比,他的电影之路一度受挫。现在回想起来,陈可辛很释然:“我是那么自我,所以做的决定是对或是错,带来好的或是坏的影响,我都会承受。”
不讳言揭旧伤疤
因《武侠》备受打击
陈可辛称,电影《武侠》意外受挫,对自己的打击非常大。
“我一直说我的专业是电影,专业不是代表我很牛、很有才华。我只是做到专业,从选角到题材到发行。尽管我会在片子里加上个人喜好,没有个人喜好我拍不了电影,但是这不会影响电影的营销。”他说,“原本我对《武侠》的评估是,比‘打平’高出百分之四五十,但实际状况是低了百分之四五十,这一来一回就是百分之八十。”
他对这段挫折毫不讳言:“人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所以我给女儿起名‘是知’。但是做这一行很多时候是需要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样你才有勇气往前冲。我也是个非常坦白的人。虽然有外围的影响,但是当一部电影失败的时候,最大的责任在我自己。”
之前的《投名状》海外发行受挫。有人说倒不如让李连杰在片子里飞起来,展示功夫迎合海外市场。陈可辛说:“飞一飞就不是《投名状》了。飞来飞去那么多人拍了,我不是刻意回避,那不是我的强项,飞得不会比别人好。我的强项是拍人物。说到底,拍电影要从中找到自己的快乐。不要抱怨,输了也心甘情愿。”
痛定思痛降成本
新片依旧重情怀
在陈可辛看来,《自己的路》是一本自我疗伤的书,“去年出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上半辈子是输的,但是这不代表下半辈子会输。”今年他再度出手拍了两部电影,《整容日记》和《中国先生》。
“现在的电影确实很难做,必须跟着很多人,看一些眼前的东西。我本来拍爱情片,后来要去拍歌舞片,歌舞片不行要去拍大片,观众才会被吸引,这些都是被迫的,我们做大导演也是‘被大导演’。”陈可辛说,自己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我在里面尽量找到乐趣、找到拍摄的理由。《大时代》《武侠》都不是我的强项。正是因为《武侠》的失败,使得我痛定思痛,一定要把成本降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我投不了那么大的戏,我还是投便宜一点的,《中国先生》的成本没有那么大。”
他说,接拍《中国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关乎情怀。“我喜欢的电影都是讲情怀的、讲文艺的、讲友情爱情、讲一种集体回忆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三位大学好友一起越洋圆梦的故事。陈可辛说,片中邓超扮演的角色,有着自己的写照,包括他对梦想的坚持,“四个主要角色的故事都有我生活的映射。把生活的点滴放进去,才会拍得好玩。”
艺术与商业制衡
妥协的包装不妥协的题材
《双城故事》《甜蜜蜜》在影迷眼中属于清新文艺范儿,后来陈可辛转而拍摄《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等大片。
谈到如何处理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陈可辛说:“我的口味挺商业。我不太爱看艺术片,也不会拍让人看不懂的电影。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会追求深刻的东西,在这方面会跟自己较劲。”他说,前期的《双城故事》比较煽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商业手段,尽管看起来可能比较文艺,《甜蜜蜜》则是他拍过的最商业的电影,影片里都是好人,没有违反观众的任何意愿,百分百符合好莱坞的条件。“但是从《如果·爱》开始我和我爸爸就有分歧了,他说《如果·爱》看不懂,《如果·爱》把人性显得非常灰暗。那怎样去平衡?遇到非常不妥协的题材,就用非常妥协的包装方式。跟传统价值观较劲的话,我就用非常大的包装、大的投资,让你觉得那么多的明星,不能不来。”
陈可辛说:“我不相信人是恶的,但是我更不相信是主流价值观教我们的善,我觉得人性是自私的,自私不是恶,自私是非常自然的。我拍电影不停地写一些人性的缺点,不是非常大的缺点,所以我的电影从来都不去电影节,因为我的缺点写得不够阴暗,不够怪。”
□父亲眼中的陈可辛
快乐走起新步伐
经历挫败之后,陈可辛重新出发。他说永远都要拼到最后一口气。陈铜民对儿子的评价是“硬颈”(不低头)。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铜民就是知名编剧,60年代初任《明报》编辑,后又在国泰和邵氏公司身兼数职,70年代他执导的电影《赤胆好汉》,在2009年被改编为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
陈铜民为《自己的路》作序。他说,给儿子起名“可辛”,原是为了纪念他母亲生他时难产,不料却变成了他生命的一句箴言,“我是在电影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人,吃过此苦,由此退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如此勇敢,并已在成成败败的拼打中留下了许多战绩。”
谈到父子二人相同之处,陈铜民说:“我们对人很温和,但是做事有底线,一条过不了的底线。”
陈铜民说,拍大投资、大制作,是陈可辛必须经历的过程,投大资本才能够打出名号,“现在可以轻轻松松来拍《中国先生》,在沉淀了这些经验之后,重新起步。他跟《中国先生》的演员说,拍戏很快乐,一直在强调快乐。我听了也很快乐,觉得他真的在快乐地走起新的步伐,做父亲的也可以放心了。”
□记者手记陈导剪发为招财
媒体镜头里的陈可辛,多年来一直留着长发、戴着眼镜。他说小时候因为个子矮,总坐在教室前排,被迫成为乖巧的学生,少年时代也没有叛逆期。长大之后非常怀念上世纪60年代,喜爱波西米亚风,留起了长发。拍《金枝玉叶》时间非常紧,拍完之后也没有时间剪头发。片子做完才想起来捯饬发型,不小心剪得太短。但或许是剪发带来了好运,《金枝玉叶》当年的票房达到三千万。由此有了个传统,拍电影要剪发,剪发招财。这次为了《中国先生》,陈可辛也牺牲了一截头发,“现在就拼命等着留回来。”
本报记者赵晓路本版图片本报记者张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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