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2.我们把这无理要求顶了回去

　　我当即表示，香港回归临近，跨越1997年的预算案，中方理所应当介入和参与。考虑到预算案存在周期性，中方的参与不能等到1996年或1997年，而应该从今年开始，逐渐深入。我还针对英方内部传出的一些对中方颇为藐视的说法纠正说，中英在预算案编制磋商中的关系，不是英方上课，中方听课，而是相互学习和磋商，特别要学好《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07条“量入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等有关规定。……这番话随即被左中右各家媒体大幅报道，被称作“中方第一次公开表达对预算案问题的立场”。

　　港英当局的三把手、财政司麦高乐[麦高乐(Sir Nathaniel William Hamish Macleod，1940—)，先后就读于圣安德鲁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1966年加入港英政府工作。曾在财政科、铨叙科(1991年后改称公务员事务局)及政务总署出任多个高层职位，后历任助理布政司、助理财政司、贸易署署长、工商司、副财政司、财政司，1995年退休。1坐不住了。两天后，他也利用某个场合，重申了一番要等到1996年才会就跨回归预算案“咨询”中方的老调。

　　我又根据联合声明附件二里的规定，通过传媒批驳了这位在香港被尊称为“财爷”的英国老爷的言论，强调中英两国对于香港跨97预算案的合作不是“咨询”和“被咨询”的关系，而是要共同编制、共同审议。就这样，“空对空”地过了几招。

　　我一边抓住机会对外阐述中方的立场观点，一边参与筹组谈判队伍。中方专家组成员来自财政部、外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港办，包括财政部预算司高强司长、税改司王晓峰处长、会计司刘玉廷处长以及外交部港澳办李春岩参赞(后改朱祖寿参赞)、国港办经济司刘强处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王林处长，前几位是国家一流的理财专家，后几位则是前方、后方、对外、对内的港澳问题专家。

　　为了体现“港人治港”、当家做主，以及弥

　　补我和内地专家们对香港资本主义的财政运作了解不足，还特别邀请了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经济组中的香港委员担任中方专家组顾问，他们是安达信香港公司总裁方黄吉雯、东京银行香港分行总裁邵友保、香港交易所前董事黄宜弘和前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都是香港财经界很有影响力的人士。他们是600多万港人中首批代表香港的未来、站在中方一边参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谈判的，第一次与英国人平起平坐地讨论香港的命运。

　　英方得知中方的这一安排颇有抵触，但又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中方自己的事情。不久，就想出了一个干预的理由：这4位顾问来自香港社会，担心他们在编制财政预算案编制过程中接触到的机密资料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必须先向英国履行一个宣誓仪式，实际上是要这4位顾问必须首先明白自己是臣服于英国的殖民地居民身份，即使被中方聘请了，坐在了中方一边，也还得不忘效忠“祖家”英国。我们把这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中代处回复说这4位顾问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聘任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成员，他们已向祖国作过公私分明的庄严承诺，无需再在联合联络小组里安排宣誓，更不能向英方宣誓。

　　当时，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已经商定第1次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会议3月30日在北京举行。但会议举行前发生的公开和不公开的分歧，日益脱离了英方预计的轨道，他们显得犹豫起来，不仅迟迟不公布英方专家组成员名单，还在3月30日预定的会期前夕以“公务繁忙”为借口，竟向中方表示不能出席会议了。

　　我听说当时英方有两种意见，一派主张跟我们磋商财政预算编制，说愿意谈就谈吧，先给他们上上课，他们连什么资本主义都不懂，要教会他们怎么来编预算案。我听后说，还是首先要教你们学学基本法，编制预算要跟基本法里规定的理财原则相衔接。所以我建议把第1次专家会议放在北京开。起初英方没有察觉，答应了，后来有人私下跟他们讲，中方是要你们到北京去学基本法，他们就不干了。而英方的另一派压根儿就不主张跟中方合作，认为编制这个财政预算案是当今英国管治者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