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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3日晚,60岁的老孙成为了浙江宁波人体器官捐献第一人。老孙的遗体被送出手术室的霎那,受捐者家属向其遗体鞠躬。 |
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生李鹏专职负责人体器官的获取工作。逝者家属常常直白地问他:“如果我们将亲人的器官无偿捐献出来,会不会被当官的霸占了?会不会先给有钱人?”
“他们的潜台词是,人体器官是按钱或权来随意分配的。”李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质疑往往令医生手足无措,但眼下,他终于可以轻松地给出合理解答了。
这位医生要做的,只是在家属面前打开电脑,登陆一个名叫“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数据库。在这个全国联网的系统里,器官与等待移植手术的患者之间的匹配完全由计算机来生成,不受人为干预。
“我现在也不知道器官会分给谁,但计算机一定会把器官分给最需要它的病人。”李鹏总是这样解释。
自去年4月起,这个调配人体器官的计算机系统开始在全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做试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其中一家试点单位。今年10月10日,卫生部在总结了过去一年多的试点经验后,宣布已经制订《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将于近日印发全国。
这意味着,“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即将被要求强制执行。《办法》规定,任何医院或医务人员如果绕开系统,自行分配人体器官,将获得可能包括刑罚在内的一系列处罚。
在这个系统的总设计师、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海波看来,这将成为中国器官捐献领域的里程碑事件。“以前是个人说了算,今后是国家说了算,人体器官将会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王海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不管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在疾病面前都是平等的;即使你是高级干部,计算机也不会知道你是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中国肝脏、肾脏移植手术已接近一万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但与此同时,我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所有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中国患者中,仅有约1%的人最终获得合适的器官。
面对如此悬殊的供求关系,谁来决定一颗器官将分配给哪位病人?据了解,在中国内地,从公民捐献、司法途径等渠道获得的人体器官的分配,长期都是由医生决定。
“给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都是人为决定,没有一套统一的、公正的标准。”李鹏并不讳言,人为决定会导致乱象丛生,受到金钱、权力、人情等因素的干扰。
“这可能导致,最重的病人却没有办法最及时地得到器官。”李鹏说。
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里,负责器官移植的主治医师就不时碰到“领导、熟人”来询问,“我们能不能先做手术?”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在贵州等地,甚至曾经有医生参与器官倒卖,从中牟利。
即使不涉及金钱与权力,由个人来分配器官也有诸多局限。李鹏介绍说,同样面对患有肝病的病人,有医生认为肝硬化的病人最需要做移植手术,有的认为肝衰竭优先,医生之间常有分歧,最后只能是“领导说了算”。
有一次,王海波收到一位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群发的短信:“有一个离世的孩子捐献了器官,谁有合适的病人?急!”“其实医生有时也找不到最适合某个器官的病人到底在哪里。”王海波无奈地说。
这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希望能够打破旧有的、混乱的分配模式,建立一个全国器官分配体系,“为每一个器官找到最适合,最需要的病人”。
自2009年11月起,香港大学下属的中国肝移植注册研究中心接受卫生部委托,研究制定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政策。王海波是该中心的副主任,也是卫生部器官移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便是“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及器官分配的核心机制。
“简单来说,谁的病情更严重,并且病重的时间更长,谁就能优先获取器官。”中国肝移植注册研究中心研究员龙健颜说。
实际上,这套分配政策“复杂到可以形成一个数学模型”。王海波介绍说,如何公正地分配人体器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少国家都走过弯路,我国目前的分配系统主要参考了拥有较成熟经验的美国模式。1984年,美国建立起器官共享系统UNOS,沿用至今。
举例来说,针对一般的成年肝病患者,我国这个试行的分配系统采用目前国际通行、能够准确预测终末期肝病患者死亡率的医学指标MELD来进行评估。考虑到MELD不能精确反映肝癌患者的病危情况,系统又设立了评分调整机制。
龙健颜介绍说,核心的原则是“尽量消除排序对不同疾病、不同生理状态的不公平性”。
今后,医生只需要输入肝病患者的一些血液指数,系统就会自动套用MELD公式计算出评分,同时结合“病重时间”等因素,将等待移植的患者一一排序。为了让评分更精确地反映患者情况,系统还要求医生定期更新相关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统只搜集有关病情的数据,并不记录有关患者身份、职业、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信息。“即使你是高级干部,计算机也不会知道你是谁。”王海波强调。
“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在疾病面前都是平等的。”李鹏这样理解器官分配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