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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泱溽热闲散,便在家“淘书”。这是书友李福眠兄的发明,即经常盘点书房所藏,会意外发现时过境迁,自己也记不得的旧籍,感觉像又淘得珍宝一样。这不,一册老期刊赫然入目:《新中华》,且为创刊号。一时记不起此刊何时淘于何地,可能得自于上海旧书店吧。但肯定是“波澜不兴”,没有曲折的淘书故事,否则不会记不得。但倏然间想到,今年正值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百年之际,《新中华》可称是这家书局的一块金字招牌哪!
《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大十六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出版地址为“上海新闸路同德里一号”,主编者为“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三人,发行代表人为中华书局主要创办人陆费逵。陆于一九〇八年入商务印书馆,后任出版部长,兼主编《教育杂志》。为进行教科书改革,他毅然离开商务,发起创办了中华书局。书局先后办有“八大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等,以及一九一五年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可惜仅办了两年,便因故停刊。而商务所办《东方杂志》,虽遇“一·二八”事变而短暂停刊过,复刊后仍风头健旺,影响日隆。中华书局决定创办类似《东方杂志》那样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新中华》半月刊便应运而生。
《新中华》刊名为古朴遒劲的魏碑字体,三字集自《张猛龙碑》。创刊号的要目就印在刊名下。扉页上印有“第二期要目预告”,因第二期将于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正值“一·二八”周年前夕,当为“纪念淞沪抗日战争周年”专辑。
《发刊词》高屋建瓴,言辞凿凿:“本社同人,极愿集合海内外之关心国事者,共谋介绍时代知识于大众之前,以尽匹夫之责,而共负此第一重之使命。应本孙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之旨,发为复兴中华民族之口号而挣扎,而抵抗!以延我四千年来民族之生命,战胜万忧丛集之危机。然而以文字笔墨之力,为鼓励民族意志,民族行为之工作,虽云微末,亦复艰重,同人不敏,窃希与时贤共负此第二重之使命焉。”最后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危舟将倾,惟求共济,愿国人有以教之!”在内忧外患之下,这是文化人发出的呐喊!即使今日读之,亦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
创刊号以陆费逵的《备战》一文打头。在民族危机日重之时,他详细分析了太平洋周边形势。在经济文章中,有银行家陈光甫的《怎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等,文化教育方面有金兆梓的《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鸟瞰》,舒新城的《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文学艺术方面有宗白华写的《哲学与艺术》,丰子恺写的《最近世界艺术的新形势》等,以及钱歌川的《大战以来的世界文学》,还有郁达夫的小说《瓢儿和尚》,巴金的小说《幽灵》,熊佛西的三幕剧《屠户》,舒新城的散文《故乡》,钱歌川、张梦麟的译作等,可谓名家荟萃,分量厚重。刊前有十余页插图,如刘海粟、徐悲鸿国画,外国版画及人物摄影等。充分利用自办刊物的优势,进行新书出版及产品宣传,这是《新中华》的一大特色,也是那个年代出版机构创办刊物的一种缘由。
《新中华》杂志因抗战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休刊。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由卢文迪主编,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四卷二十四期停刊,总出刊数二九一期。一种刊物跨越两个朝代,亦算长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