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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就餐地点往往就在街上。何俊摄
1959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全国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掏粪工人,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公仆”。刘少奇的这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环卫工人,对于提高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光荏苒,后来一些省市区将每年的10月26日设立为环卫工人节,上周五也是广东省第19个环卫工人节。
在“垃圾围城”日益严重的今天,以宝安区为例,每天清运处理垃圾量已达4500吨,环卫保洁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市民健康与城市形象。我们在关注自身生活环境的时候,也将目光投注到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环卫工人这一群体。
最不愿看到有人乱扔垃圾
虽是仲秋,临近中午的太阳还是有点炙热,黑黑瘦瘦的老徐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一个铁皮小推车、一支扫帚和一个撮箕是他的全部工具。这条位于西乡某路段的街面是他和爱人两人的“责任田”。
“我们上的是轮班,每天8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多开始,老徐夫妻俩就得赶在这一路段车辆行人还没开始热闹的时候开始清洁工作。虽然一般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但有时也得加加班。“比如台风天气过后,光是吹倒的树枝等清扫工作的任务量就很大。”
不过台风天气毕竟不常见,有时老徐的苦恼来于自己的工作被“糟蹋”。“有时你刚扫完,随手就有人扔杂物到地上。”老徐坦言碰到这种情况自己不会过多规劝,而是默默地再次清扫。“有时如果说了两句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现在这种随手乱丢垃圾的情况比以前少了,不过做我们这份工作的都希望大家能自觉爱护卫生环境,这样我们工作会轻松一些,大家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和老徐夫妇上早班不同,刘大姐上的是晚班,负责的路面有一段靠近街铺。她告诉记者,有时自己刚清扫完,店铺的人又把垃圾从店里扫到街面,并指责环卫清扫工作没做好。遇到这种情况,性格爽直的刘大姐有时也会与人争执一下,“但是效果不大,我们管不到他们。但是公司有巡查员,只会看现场情况,如果卫生没搞好,我们是要被扣分扣钱的。”
曾遭遇过职业歧视
从2004年就来深圳的老徐一直从事的是环卫工作,“混口饭吃嘛。我们没学历,很多工作没办法干。”老徐笑着说。谈到自己的工作时,刘大姐则快人快语地表示,“拿了工资就要干好活,这是最基本的。”
老徐坦言,因为这份工作,有时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他说,试过租房时,房东一听说是干环卫工作的,就不肯将房子租给自己。“这是比较个别的情况,现在社会上宣传了很多年,整体来说比以前感觉好多了。”
与很多靠环卫工作养家糊口的人不一样,老熊做环卫工,按他自己的说法更多的是挣一份零花钱。采访中,记者在城中村遇到了正在清扫的他。老熊今年初来到深圳,儿子儿媳都在深圳一家国企务工,“儿子说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好一点,但是我闲着也不是办法,在老家的时候种田干惯了的,就找了这份工作,也能减轻点孩子的负担。”笑起来显得憨厚的老熊表示,儿子儿媳并不反对自己干环卫工作,“他说这凭劳动吃饭,也不怕丢他脸,就是让注意安全。”
从业者整体年龄偏大
老徐现在还记得自己从四川老家来深圳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630块钱一个月。”现在他一个月能拿到1680元,“但是物价贵了很多,我们的开销也大了很多。”
为了节省一点钱,老徐两口子现在是和4个老乡合租一套四居室的房子。“是一个比较老的小区,我们一家要均摊400块钱。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读书,一年得花费1万多。”
和老徐夫妇把孩子留在家里不一样,刘大姐把孩子带在身边,“老家没人带,再说孩子还是放在身边更亲近一些。”一家4口现在也是与人合租,住其中的一间房,“我一个月工资是1800元左右,爱人也差不多。现在要供孩子上学,一个月剩不到两三百。”现在刘大姐最希望的是能让孩子上到公立学校,“如果这样能省点学费,孩子也能受好一点的教育。不过凭我们的条件很难办到。”
从出来到现在,老徐两口子只回过一次老家,“很少有假,春节除外,国庆等节假日是我们更忙的时候。”回家一趟一千多块钱的来回路费,让老徐不得不掂量。“来深圳这么多年,我老婆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南头。”
虽然“入行”时间短,但是老熊也充分体会到环卫工作的不容易。“今年国庆孩子们都休息,我没有时间休息,不过这是正常的,不然我们休息了,哪有这么干净的环境给大家啊?”但与父亲的想法有点不一样的是,小熊对于父亲的加班待遇颇为不平,“整个假期加了4天班,总共才100块加班费。环卫工人的待遇还是比较低。”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环卫工人不少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家清洁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环卫行业人员整体年龄偏大是不争的事实,“70年代的算是很年轻的了,更多的可以说是老年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这一行比较辛苦,且待遇确实不算高,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干,“招工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敢随意扩大业务范围。”
南方日报记者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