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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三大重镇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南京。从1919年到1937年,这三个城市的大学所培养的毕业生,达到了全国比重的近四分之三。而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大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阶段:科举制度自1905年被废除后,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就跟国家官僚体制断了钩,而大学校园也还没有被意识形态所主导。
由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大学生频繁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起抗议,有时还会针对或有意重建“儒学国粹”或强化学生管理或严抓教学质量的师长。除个别教会大学外,彼时的中国大学基本都处于宽松放任管理的状态,甚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
而通过这本书,也能让人更为清晰地认识到,1937至1949年及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办学环境等)面临的多次起伏沉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19年到1937年这段时期内的发展情况——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在当时的教学、学生管理,就要比其他院校严格乃至严苛,“严管理”使得这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落到了当时上海各高校的最后。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严管理”本身可以控制或转移青年人的政治热情。又如,1930年初,大学毕业生普遍面临择业难,这被旁观者评价为当时的大学生对社会事务参与过多,进而没有很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与处世之道;有人认为当时滞后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对前述事实负责;还有人将城市不良的社会风气认定为大学生道德和知识水平出问题的根源,甚至直接点出了进口电影的直接责任问题。这些观点沉淀下来,深深影响了1937年后一批又一批决定着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者,使他们决意要将大学、大学生与社会分隔开来,并引进苏联模式的大学生培养体系。
一般来说,教会和私立大学有意远离当时政治与文化,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同期欧美高校的管理方式、校园文化,培养出一大批可以直接服务于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外资企业的精英人才,这也导致脱离中国发展实际的精英主义的盛行,中国社会各界当时指责教会和私立大学毕业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弃了社会责任”。
而以北京为代表的其他中国城市的大学,本土学术传统学科并未式微,相反还兴起了汉学热、新国学热。这些大学一方面为后来的救亡图存运动输送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也更快接受了国民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
而从地方士绅书院转型而成的中产阶级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主体。这些高校以培养技术精英为己任,因为办学经费的来源不稳定,不得不降低招生考核标准和管理要求,一些学校甚至被讥讽为“文凭工厂”、“野鸡大学”。
读家:郑渝川
●历史:《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作者:叶文心
定价:62元
评分:8.5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