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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老荒集》中,有一篇《包袱皮儿》,中间有一张刘宗武先生1995年拍摄的孙犁和他大女儿的合影。照片上孙犁先生端坐在藤椅上,他的大女儿站在旁边,留着又浓又密的短发,满脸堆笑,透着一种朴实和善良。
从孙犁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她的大女儿在16岁的时候来到天津,在纱厂工作。但为什么后来去了石家庄,就语焉不详了。
2012年7月11日,是孙犁逝世10周年的日子,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有关部门在白洋淀举行纪念活动。在荷花大观园的孙犁纪念馆门前,我见到一位满头白发、身材瘦削、衣着朴素的老太太。她被一些孩子簇拥着,有时停下来和人们合影。凭直觉,我判定她就是孙犁的大女儿。临上船的时候,我和一位长者攀谈,他说他是孙犁的大女婿,山东龙口人。我问道:“您的夫人来了吗?”他指着那位白发老太太说:“那位就是!”果真我的判断不错。
纪念孙犁的会开得很短,主要是领导致辞、讲话,孙犁的大女儿和儿子孙晓达端坐在桌前,表情和善又有些不习惯。会议结束了,孙犁的大女儿没有马上离开会场。我走上前去,说:“您是大姐吧!”她有些诧异地看看我说:“是,我是老大!”我说:“咱们是老乡,我家是束鹿的。”老太太很高兴,说:“咱们是邻县,离着不远。”我说:“您知道东河疃吗?”那是我远房的姨家,在安平县境内。老太太说:“知道,离我们家挺近,也就10来里地。”我说:“我小时候去过东河疃,离我们家大概有10来里,这么说,我们两家相距也不过20里。”老太太说:“是,咱们离着挺近。”我对老太太说:“2001年,我去过你们老家一次,你们那里的口音和我们几乎一样。”那是2001年夏天,我参加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一个活动,先是到白洋淀,又到同口镇,参观了孙犁当年教书的同口小学旧址,然后去了孙犁的老家——安平县东辽城。
随便聊了一会儿,我感到和老太太很投缘,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儿也没有陌生感。我说:“看您父亲的书,您好像还有一位哥哥。”老太太说:“是,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哥哥12岁的时候没了。”我说:“您记得吗?”老太太说:“怎么不记得?我比他小3岁,那年我9岁。他得了盲肠炎,疼了3天,活活把我哥哥疼死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但老太太提到这件事,还是很难过,我赶紧岔开话头,说:“您是什么时候到天津的?”她说:“五一(1951)年,时间不长就去了棉纺六厂。”我问道:“怎么后来又到了石家庄了呢?那是什么时候?”老太太变得有些激动,说:“唉,说起来咱农村人还是简单、实在、心眼儿少,很多事都不懂得。五四(1954)年,厂里要抽调几个人支援石家庄棉纺厂。有一个和我在一起的同事被抽上了,她不愿意去,一个劲地哭,中午饭也不吃。我心疼她,就劝她,别不吃饭,你不去我替你去。本来是劝她的,她马上去找了领导,说孙晓平想去,这样领导就把我们俩换了。我当时都傻了,回到家就哭。”我说:“您父亲没有找领导说明情况吗?”老太太说:“没有!他还劝我服从领导的安排,说石家庄那地方不错,咱老家的人多。就这样我就糊里糊涂地到了石家庄。那时候才19岁。”
我没有敢问老太太是否后悔,但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我们记事时候起,就从长辈们那里知道要做好人、老实人,这当然没有错。可是,事实上,许多好人、老实人往往吃亏,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老家又流传着这样的话:“吃亏长在”,似乎也有一定道理,机关算尽、便宜占尽的人未必结局就好。孙犁的大女儿在石家庄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生育了3个子女,现在的孙子辈都成长起来了。就在我们谈话的间隙,她的第三代来找她,搀扶着她去餐厅。老太太很满足,这大概也印证了“吃亏是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