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城镇居民日常生活中最为纠结甚至发愁的事情，莫过于吃粮要“本”、下馆子要“票”了。计划经济下的紧缩政策，居民口粮“被”限购限量。学生每月限量二十七斤半，成人包括重体力劳动者月供不过三四十斤粮，且要搭配30%的包谷面、高粱面(米)、红薯、杂豆等“粗”粮。见面先问“吃咧么？”是这一时期人们相互搭讪的主题用语，而“吃饱”“吃好”几乎成了人们的奢求。于是，“粗粮细作”，无疑就成为邻里同事之间交流和切磋的热门话题。

　　我家邻居张阿姨有五个女子，人称“五朵金花”，大的十六岁，小的八岁。每天吃饭能把她妈愁死。一到放学，五个女子书包都来不及撂就跑到厨房里到处摸索，连生萝卜都不放过。只要锅盖一揭，甭管是稀的稠的粗的细的，一幕大戏——《五朵金花风卷残云》上演了。

　　“包谷面换饸饹”、“包谷面换大米”，是这一时期西安街头院落的寻常景观。人们诙谐地形容杂粮年代：“东北高粱熬稀饭，河南红苕能凉拌。金银花卷两掺馍，包谷饸饹钢丝面。高粱吃得拉不出，急得他妈用手撸。红苕吃得吐酸水，整得他爸蛮捶腿。七十年代杂粮多，生下娃娃嘴豁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