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十一年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2)微山湖奖”日前在北京揭晓。德国作家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所著的《阳光下的日子》获奖，作家本人也因为这个奖来到中国。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的这部作品与卡夫卡有关。讲述1923年7月，年届不惑、病入膏肓的卡夫卡前往波罗的海海滨疗养，与年方二十五岁的多拉·迪亚曼特相遇并相爱的故事。这对恋人后来一起来到柏林，相濡以沫，艰难地忍受着随后那个严酷的通货膨胀之冬的折磨。然而，捉襟见肘的日子使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924年4月，他不得不离开柏林，住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多拉勇敢地陪伴在他身边。6月3日，他在多拉的怀抱里告别人世。

　　在颁奖现场，他向中国读者发表演讲，讲述他以卡夫卡为主角创作这本小说的缘起、经过，他对作家卡夫卡的认知，以及作为创作者,对作家、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

　　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1961年生，2000年起成为自由作家。作品有《汉佩尔的逃亡》(2000)、《渴望》(2003)和《致所有人之信息》(2007)等。

　　获奖作品评语：《阳光下的日子》描写的是一个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作者一反众所周知的卡夫卡神话，把这个向来被描写和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文学大师表现为一个向往爱情、追求幸福的人。小说以无比细腻的感知、潺潺流水般的叙述和冷静凝练的语言，透过不断变换的主人公内在视角，在共鸣与距离之间实现了令人赞叹的平衡，勾画出了一幅全新的、启人深思的卡夫卡形象。在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的张力中，读者会感同身受地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伟大爱情，或许也会将主人公看成我们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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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书籍的未来令人堪忧。尤其是纸质书。我们这些读书人是否属于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呢？就像一群过时的人凑成了一个奇怪的群体，热衷于赞颂马车的优点，而绝大多数人早就已经乘着飞快的汽车绝尘而去了。

　　我必须得说，我不太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中期来看也许书籍的数量会变少，可是最终这将变成一个优点，因为现在的书实在是太多了。即便在未来人类也不能没有读书的经验，我坚信这一点。书有墨香，可以触摸，便于随身携带，它们随主人一起老去，并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逝去生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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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有机会好好地谈一谈作品，这也是一种令人幸福的体验。不过这时作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书已写完，作家又化身为另外一个角色，甚至可以说：他正从事第二种职业。他踏进公众的视野——就像我一样——成为一个旅行者。先是在自己的国家，如果走运的话，还可以去外国。

　　所以我今天才能够来到诸位身边，来到之前对我而言遥远的北京。

　　我获得的荣誉首先要感谢弗兰茨·卡夫卡，他在有生之年经常旅行，不过较少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病人，或者应该说：一个总疑心自己有病的人。在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只有唯一的一次，是在慕尼黑，而媒体的反响极差。他去过好几个疗养院，年轻时曾与马克斯·布洛德结伴游览过米兰和巴黎，但是他去不了更远的地方。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光是在布拉格，一个令他既爱又恨的监狱，他在那里启程，而这些旅行之前闻所未闻，到现在都享誉全球——他去了哪里呢？——去往人类灵魂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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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卡夫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昏暗幽深，难以接近。这个印象不完全正确，其实卡夫卡在私人交往方面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无论是和朋友们，姐妹们，还是和女友们在一起。他很爱笑——(德语文学界用了20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一点)，他也取笑自己写的文章，他喜欢定期在小圈子里朗读自己的作品，这一点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尽管如此还是有理由将卡夫卡称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幽暗的光线，难以理解，他是个预言家，悲观派，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艺术家死后被赋予的神话，往往自己在世时也参与其中，就卡夫卡而言，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到现在都仍然是：艺术与生活是一对死敌。你必须做出决定，只能选择其一。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生活越挫折，越不幸，艺术才越伟大，越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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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是很赞同这个神话，也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更觉得这是一件讨厌的事。无论是对卡夫卡而言，还是今天的我们。卡夫卡不是撼动了之前看起来无法改变的不幸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和多拉·迪亚曼特经历了最为细小但却无比巨大的幸福。还有第二点：如果作家没有卡夫卡那么不幸，那他写出来的书就一定不好吗？

　　我也不喜欢这个神话传达出的政治信息：一个作家应该写作，而不是生活，他应该把生活撇在一边，似乎生活没有那么重要，无论是自己的生活还是他人的生活？说到底这就意味着，只对自己感兴趣，只关心下一本书，其他什么都不管。

　　关于这个问题德国定期都会出现激烈的讨论。我是这样看的：作家并没有搞政治的任务，尽管不断有这样的事发生，结果或好或坏。但是作家必须要对现实有所了解，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当前的时代，各自国家政界的情况——毕竟他也是一国的公民——还有历史的重负和未来的危机。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很多要告诉读者的东西。就连卡夫卡也不是一味地自省其身，他的目光也审视着外面的世界。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称他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们如何在他的作品中识别出二十世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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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卡夫卡和多拉一起生活，死神正渐渐逼近，这时他创作了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提出了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这个问题，而且采用了一种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常见的视角。不是从饱受困扰的艺术家个体的角度去写，而是从环绕在他周围的社会群体的角度，这个社会以一种近似于赞赏的方式对待艺术，同时又不是特别地关心艺术。

　　这正是卡夫卡后期思索的核心问题：仅仅关注自身的——绝望的——个体如何完全献身于社会，或者起码也是来到群体当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不是以艺术家的特殊身份，而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能做到吗？他该朝着哪个方向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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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问题，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卡夫卡为自己找到了好几种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或多或少地与多拉·迪亚曼特这个人物有关：与一个活生生的人共同生活(而不是在信中恳请缺席)，终于生活在柏林(离开了布拉格)，梦想着去巴勒斯坦(即使你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到达那里)。

　　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在生命的尽头，他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去体验这三个梦，也许只是因为有无以伦比的多拉在身边，他才能够这样生活。众所周知，1923年到1924年，处在恶性通货膨胀中的柏林，外在的情况最为糟糕不过，卡夫卡身患重病，他们拥有的时间非常短，也正因为如此，这对儿外在条件截然不同，而内心却极其贴近的情侣一分钟都没有浪费。

　　在最困难的生活条件中也能适应，有时这种能力会遭受指责，我们在德国也是这样，在过去那个世纪，不幸的状况层出不穷。如果身边正在发生巨大的不幸，是否允许有些人可以坚守自己小小的幸福呢？

　　这个问题很难立即回答。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小幸福，就失去了中心，失去了在恋爱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的那种凝聚力，失去了小窝的温暖。另外一方面，在只充斥着危险和寒冷的地方，人们最终也无法筑起一个小窝。那就只剩下了痛苦，幸好卡夫卡在生命的尽头免于此劫。

　　当谈到死亡的时候，也许不该提及幸福。可是他却死在爱人的臂弯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那样)。而他死得正是时候——或许不该这样说——否则他将会被一代野蛮的德国人残暴地杀害。

　　(版面有限，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